关闭阅读
论坛
论坛
教练园地
教练园地
文摘
文摘
题录
题录
体育新著推荐
体育新著推荐
论坛

“后真相”时代体育突发事件的舆情应对与媒体沟通策略

“后真相”一词最早出现在1985年,当时被解释为“真相披露之后引发的情形”。原本用来形容一种不正常的媒体舆论和表达的生态,指的是媒体传播煽动感情、强化偏见的作用,其所产生的影响超过了客观事实对人们的影响,人们只在意情绪或者主张而忽略事实和道理。2016年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以及英国退出欧盟的两个全球媒介事件中“后真相”现象一度成为热门议题,2016年原本并不常用的“Post- truth后真相)”一词与往年相比使用的频次增加了2000%,为此《牛津词典》于2016年将“Post- truth(后真相)”选为年度热词。早在1994年鲍德里亚(Baudrillard)就曾指出“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不断呈现越来越多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却体现了越来越少的意义”,与此同时他预测信息泛滥将直接摧毁其蕴含的实际意义。2004年拉尔夫·凯伊斯(Ralph Keyes)在其著作中也指出“我们进入谎言极度逼真,却令人苦恼的后真相时代”。2017年8月英国《旁观者》杂志前主编、《卫报》专栏作者马修·德安科纳(Matthew d,An Cony)以“后真相时代”为主题发表演讲,指出“只传达事实是不够的,后真相不会被数据撼动”。此后,后真相及其相关研究一度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我国学术界对于“后真相”的相关研究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影响,自2017年开始呈现火热趋向,学者们围绕着社会公共事件和网民关注的热点话题进行了研究,研究涵盖人类求真哲学传统变迁语境下“后真相”式的符号意义、后真相时代民粹化现象的治理、后真相时代的舆论和情感表达趋向等领域。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也同样影响着体育文化及传播领域,随着体育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体育突发事件以及由此产生的带有后真相色彩的舆情趋向对社会的稳定和体育的发展也愈发重要,那么,后真相时代体育突发事件的舆情走向是什么?后真相时代体育突发事件媒介传播的负性张力如何构成?后真相时代在“情感大于事实”的影响下如何进行媒体沟通?本研究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

1  “后真相”时代体育突发事件的舆论特征

1.1  后真相时代的“网络社群巴尔干化”特征,促使体育突发事件舆情变化呈现突发性和动态性特征

   在美国学者马歇尔·范阿尔泰看来,“网络亦或是虚拟空间的信息传播犹如地理分割一样呈现‘巴尔干’化”,其用意是用来形容信息传播的过程犹如“巴尔干”半岛一样,蕴含着民族矛盾、政治纠纷、宗教冲突、边界纠纷以及政治分歧等复杂的国际关系。“网络社群的巴尔干化”是“后真相”时代媒介传播所呈现的一种态势,基于不同利益而生成的社群媒体部落化传播促使舆论主体的分裂,呈现众声喧哗的局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嵌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型体育赛事以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事件也成为媒体关注和追踪的热点,尤其是处于自媒体时代的今天,某些具有特质的体育突发事件在媒体、网民以及不同的利益群体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之下积聚发酵,并且会引起较大规模的网络讨论进而成为舆情关注热点。在网络化和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新兴媒体已经打破了传统的主流媒体把控的舆论格局,媒介与信息传播的主体由单一的传播态势走向多元已经成为事实,如果说当初美国总统大选时特朗普胜出是社会化的媒体舆论波影响了民众认知与行为的结果,进而标志着传统媒体掌控舆论动态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的话,那么,当今体育突发事件所引起的舆论效应则成为多元媒体喧哗的“竞技场”。自媒体时代也促使普通民众进入媒介宣传的舆论场,尽管在媒介对体育事件报道的过程中主流媒体发出了应有的声音,但是这种舆论的形成并没有完全按照既定的传播方向运行,而是在传统的舆论场域中嵌入了不同的媒介声音进而形成由多元的子场域组成的复杂“舆论场”。近年来,一系列“后真相”的舆情事件也不断引发了民众的普遍关注和热议,比如:“长生生物疫苗造假事件”“丁香医生起底权健骗局案”以及“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等事件无论是从传播的趋势和持续的时间上来看都形成了“长尾效应”。这进一步表明在事件的传播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民众加入并就此话题进行讨论。体育领域的突发事件也同样具有上述效应,比如:始于2018年孙杨“抗拒兴奋剂检测”事件虽然经历了近两年的时间,原定于2020年1月进行听证宣判结果延期,这一事件始终成为媒介和民众关注的焦点,不断有新的网民加入针对这一事件进行讨论,并且形成了不同观点的舆论导向,支持孙杨的网民则抓住了检测人员无资格程序不正义,进而推导出后续程序无意义,由此认定孙杨是冤枉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孙杨暴力损坏检测样本的行为不正义,进而推定出孙杨服药行为。2020年2月28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针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诉孙杨和国际泳联(FINA)的仲裁结果宣判“孙杨被禁赛八年,即日起生效”。消息一出,引发一片哗然。孙杨本人以及中国游泳协会对判决结果表示坚决反对,媒介舆论支持与反对的声音共存,该事件再次引发舆论争议,持不同意见及情感倾向的表达主体再次将事件推向复杂化。这进一步表明了在当前舆论传播的环境中,后真相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时代并不是完全建立在对真相的追求上,而是基于对事件的观点意见的表达,由此呈现“网络社群巴尔干化”特征。

1.2  体育突发事件所衍生的网民狂欢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话语走向,推动了舆论议题的转移

   后真相时代的到来给情感表达和网络戏谑行为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与此同时也给事件本身的真相带来了扑朔迷离的色彩,也可以说对于具体的体育突发事件而言真相的背后往往伴随着戏谑和网民的狂欢。这给舆情的走向以及民众的社会心态带来了复杂性的特征,从本质上而言这种基于具体事件而产生的戏谑和网民的狂欢表达话语的背后,所折射出的是社会各种利益群体和阶层之间的复杂互动的景象。不难看出在事件的酝酿和发酵过程中同样也充斥着部分媒体基于流量和利益的引导以及网民的情绪发泄,但是这种后真相时代的媒介表达和网民戏谑与狂欢实则迎合了时代发展的表征,这种表征是在虚拟世界之中所构成的超越等级和阶层的赋权感。这种去等级和颠覆现实的解构精神恰恰与后真相时代的信息传播特征相契合。一段时期以来,从“国足战绩的指责”到“孙杨兴奋剂检测”事件,从女排夺冠到中国竞技体育领域的腐败案件,民众一直保持狂欢的态度和戏谑化的网络语言,并且不断将具体的事件融入自己的情绪和意识进而表达不同的观点推动着热点议题的转移。需要明确的是体育领域的突发事件不仅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自然事件、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体育比赛的结果也同样会产生不良的舆论结果,往往一些体育比赛的冲突也是造成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轻则引发网民的不良讨论,重则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影响。例如:针对中国足球战绩的指责就始终充斥于网络和现实的舆论空间,中国足球1:2负于叙利亚在国内媒体和网络空间中就掀起了舆论抨击的热潮,“叙利亚有心放水,无奈中国男足求败之心太过坚定”“里皮辞职内幕”“世界不带玩,中国足球怎么办?”等等。当体育突发事件产生之时,基于愤怒与情感表达宣泄的“后真相”话语就会爆炸式地涌现,这不仅是网民对真相采取视角主义的主观性复写,更是虚拟空间的网民主观心态的放大和宣泄。可想而知,这种融入自身主观想法和认知之后所生成的判断实际上是对新闻事实的“曲解”,无疑是对建构良好的舆论场域空间有害无利,但是作为后真相时代的信息和舆论传播现象却普遍存在。由此可见,后真相时代体育突发事件实际上形成了两种力量的博弈,一种是以主流舆论为导向的体育精英公共领域,另一种则是以网民情感舆论为导向的平民大众体育参与的舆论导向。二者之间的博弈呈现了一种主流价值舆论危机的事实,体育突发事件所衍生的网民狂欢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话语走向,推动了舆论议题的转移。

1.3  在形塑体育突发事件的舆论场域中,呈现了个人情感、理念高于客观事实的信息碎片化传播趋向

   个人情感与理念的有序表达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表征,信息和网络社会的到来促使了这种表达有了更为便捷的平台,尤其是自媒体时代更为个体的情感和理念的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个体接收信息的传播途径也开始由传统的单一渠道而变得多维,这为判断事件的真相提供了诸多可能的空间和依据。同时,这也给传统的主流媒介表达和观点的传播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体育突发事件除了具备一般突发事件的基本特征之外,还具备体育文化的专属特征,民众在关注体育事件的同时也赋予了体育本身不同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嵌入和链接为体育事件发生后的表达奠定了基础,在网络“后真相”话语的背景之下基于事实的客观表达和理解往往被忽视,舆论参与者的主观情感和信念变得更为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升级的主观化戏谑和带有情感的言论表达。针对具体事件的多元化的舆论参与和情感表达的直接结果是造成信息传播的碎片化,进而导致信息传播过程中“真相”的消失,这一点正如社会学家滕尼斯所指出的“社会在由‘强关系’向‘弱关系’转化的过程中,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和个性化趋势不可避免”。信息传播的碎片化趋向使公众无法辨别信息的真伪,也无法厘清到底什么是真相。无论是体育领域出现的“沈阳全运会花样游泳文婷事件”“中国足球的假球黑哨事件”,还是“羽毛球假打事件”“北京奥运会举重涉及兴奋剂金牌被取消”“孙杨涉及兴奋剂”事件等等,这些事件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舆论的指向并不是始终不变的,而是呈现一种动态甚至反转的传播特征,信息传播过程中铺天盖地的所谓“真相”促使民众无法冷静思考事情的来龙去脉,人们的情感被无限地放大并且超过了理性客观真相的本身,这进一步表明在“后真相”时代由于人们获取信息渠道的多元,致使人们对事实和真相的本身关注程度下降甚至有意放弃,取而代之的是针对事件发表基于自身价值观和立场的观点。基于个人情感和理念的观点表达是后真相时代信息传播个性化与情感化的特征,即便这种观点表达被淹没在情绪宣泄和观点争论的嘈杂之中,但是其重要性在网民看来也超过对真相的探寻和阐明。这正是“后真相”一词以及后真相时代希望传达的媒介舆论特征,因此,后真相背景下体育突发事件作为社会广泛关注的文化现象必然引发网民的关注与讨论,在形塑具体事件的过程中,个人情感、理念高于客观事实的信息碎片化传播趋向同样不可避免,并成为这一时期媒介传播的显著特征。

2  “后真相”时代体育突发事件媒介传播的内在张力

2.1  事实与假象对立的背后存在着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张力

   体育事件的本身具有相对开放性的媒介传播特点,这是由体育文化的自身特征决定的,体育文化因其特殊属性往往成为媒介关注的焦点,一些大型体育赛事也因此成为全球瞩目的媒介事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民众对体育项目以及文化的了解也在逐渐加深,个体对于项目的认知和解释都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的表达渠道也变得多元,传统单一的获取信息渠道的局面将一去不复返,各种新兴传媒的兴起在不断地冲击主流媒体的话语地位的同时也分化了民众对体育赛事结果以及突发事件的统一认识,民众对于事件本身的表达也一改过去的理性刻板的认知,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个性化的话语表达。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今的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场域空间和生存方式,一种是以事实真相为代表的理性认知文化空间,在这种空间场域之内体育事件与国家符号等意识形态内容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相对严肃的舆论传播场域空间。另一种文化则是后真相时代的世俗文化体系,这种文化借助现代传媒吸引了较多的受众参与,以娱乐和个性化的观点表达为主要特征,在信息的舆论传播过程中不仅仅拘泥于体育事件的本身,而是将关注的视角和范围不断扩大,倾向于满足民众的猎奇心理和获取更大的传播舆论空间,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了与体育事件相关的比赛花絮、体育明星、两性关系以及私生活等等领域。在观点的表达上则更多地倾向于感性的认知,比如:《广州日报》就曾经针对世界杯期间各个球队球星的发型进行比较发表了《世界杯比球更要比头》报道;《南方体育》则发表了篇名为《世界杯,忍受没有性的生活》等等川。这些报道发出后引发了网民的不断关注,从表面上看这是体育文化世俗化发展的结果,但是从深层次上来看这正是后真相时代的产物,是信息舆论生成多元化、个性化表达的结果,同时更是媒介报道事实与假象之间张力负性转化的结果。一段时间内民众对于体育赛事以及体育突发事件的认识往往裹挟着太多的个人情感因素,从体育发展的社会历史学视角来看是“体育民族主义”的外在表现。在体育突发事件发生之时一旦权威信息缺位,大众极易受到碎片化信息的左右,进而失去对事件本身的理性判断,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舆论环境里极易形成“看见大于思考”的舆论传播局面。在后真相时代的体育突发事件传播上当理性与感性的舆论平衡时,将会呈现相对稳定的舆论传播局面;当理性的思考大于感性时,以真理为主导的传播正能量舆论态势将会呈现;当感性思维和判断的张力大于理性之时就呈现“真相还在穿鞋,谣言已经跑遍半个地球”的局面。这恰恰是后真相时代的“常态”,是事实与假象对立背后负性张力转向的结果。

2.2  体育突发事件的媒介传播存在“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的张力

   在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看来,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存在两种不同的传统,一种是以社会少数上层人士为主体的“大传统”,另一种是以多数农民为主的“小传统”,雷德菲尔德的理论后来得到了欧洲学者的修正,取而代之的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样的认知后来得到了台湾学者李亦园的认同,他选择了用“雅文化”和“俗文化”的概念来研究中国文化。本研究借用李亦园的观点认为在媒介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的博弈和张力,所谓“雅文化”是主流媒体发出的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认知。而“俗文化”实际上是指在后真相时代由网民发出的带有感性认知和娱乐化倾向的理念和观点表达。从事物发展的本质上而言真理以及真相的表达是一个相对“静态”的过程,因为真相只有一个,对于真相的舆论传播则相对稳定并且具有权威性。而后真相时代由带有情感的言论表达构成的舆论空间则是一个相对动态的过程,随着事件的发酵与情感的升级则会有更多的网民进入并参与讨论,进而形成更为热烈的情感转向和扑朔迷离的叙事态势。比如:2018年发生的《长生生物疫苗造假案》就引发了诸多关于“真相”的大讨论,在该事件传播的舆论峰值时期就先后出现了《铁证!所有证据指向武汉生物和长春长生,触目惊心》《疫苗无用,损害健康》《所有国产疫苗都有问题》《长春长生疫苗老总高某是前吉林省高官之女,典型的官二代》等等。在体育突发事件中也同样存在着诸多不真实的信息来诱导网民产生对真相的误解,不断地“形塑”网民的恐惧感。比如:2017年中国乒乓球队进行人事调整,国家队主教练人选的变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同年6月23日举行的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中男队的2名教练员和3名运动员以及多名在役和退役的运动员通过微博等媒体发声,由此引发“国乒罢赛”事件。事件发生后迅速在各个媒体引起热议,同时经由自媒体爆炸传播形成了强劲的舆论传播力。此后也相继出现了《从权谋斗争的角度预测国乒罢赛》《刘国梁被免职》《刘国梁涉嫌腐败》《国乒罢赛的幕后推手》《刘国梁事件的事实真相应给大众一个交代》《罢赛风波后马龙首次公开露面与张继科亮相引迷妹尖叫》等谣言和猜想。此时由这些谣言和猜想组成的“俗文化”恰恰是一个动态的发酵过程,如果没有值得信服的“雅文化”(真相)的到来,这些谣言和猜想也将成为真相的组成部分。民众在接受这些信息的时候会由于价值立场和信息渠道的差异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其结果必然导致“雅文化”(真相)到来之时也难以达成共识,进而还会生成新的舆论场域空间。因此把握好“雅文化”和“俗文化”传播中的张力对于后真相时代信息传播的情感融入影像真相的生成尤为重要。

2.3  体育突发事件的媒介传播存在不同媒介话语权力博弈的张力

   “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体育事件的媒介传播与舆论的生成实际上也是不同媒体之间的话语权力博弈的表现。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之中信息的产生则变得平淡无奇,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信息量的增加并没有促使信息的有效性得到相应的提升,反而衍生出了一些所谓“学者”“专家”铺天盖地的见解和观点表达,其结果是在浩如烟海般的信息舆论场域中很难普遍达成情感的共识。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体育事件的本身就是全球瞩目的媒介事件,也是极易引发舆论关注的“俗文化”场域空间,体育事件一旦发生极易引发不同利益群体热烈而广泛的讨论,在较短的时间内真假信息掺杂并迅速发酵,呈现在民众面前时极易造成信息判断失误,导致舆论传播的错误走向。第二,民众对信息的接受量是有限的,而且在舆论传播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倾向于“首因效应”,往往选择倾向会受到“先验信念”的影响,选择与自己价值观相近亦或是相投的信息。经过这样的信息遴选民众往往将自己置于一个相对封闭的“信息茧房”之中。例如:在第29届伦敦奥运会羽毛球双打小组最后一场比赛中,两组中国选手为了避免在半决赛中相遇,在比赛中采取“消极比赛”的方式故意输掉比赛,此举引起国际羽联和观众的强烈不满,国际羽联在调查核实后取消了两组中国选手的参赛资格,同时将其驱逐出了奥运村。事件发生后引发了包括《泰晤士报》《每日邮报》等诸多媒体的广泛报道,给我国的体育以及国家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是我国媒体却迟迟不发声,由此引发了国内网民围绕“事件”真相的诸多猜想。这进一步说明“真相”传播过程中话语权力与媒介及时应对危机的重要性,针对某一具体的体育突发事件如果占据话语权力的主流媒体不能够在第一时间快速反应积极发声,就会引起观众和网民的诸多猜想进而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观点和意见的表达,进而生成以个体为中心的临时性“情感表达聚合体”,由这些临时性的“情感聚合体”所发出的舆论会混淆民众对真相和事实的判断,进而导致主流媒介与大众媒介之间的张力失衡,其结果必然导致媒介传播过程中舆论导向的负性转化。但是,基于具体的体育突发事件而衍生出来的“情感表达聚合体”并不拥有绝对稳定的结构,“聚合体”构成的关键是依靠价值观念的共识,当这种价值观念产生分歧的时候,个体就会退出这种结构同时带有临时性质的“情感表达聚合体”就会土崩瓦解。这就进一步提醒我们,后真相时代体育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导向基于不同媒介话语权力之间的博弈,不同媒介之间存在着话语导向的张力,张力失衡必然导致舆论导向的负性转化。

3  “后真相”时代体育突发事件的媒介沟通与治理策略

3.1  媒体沟通态度表达上的真诚和关切是建立信任的基础

   体育突发事件具有突生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体育竞赛结果以及体育文化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所衍生的问题等都可以发展和演变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和目标。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与体育文化紧密结合,体育逐渐成为民众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大型体育赛事举办频次的增多体育也成为举世瞩目的媒介事件,体育突发事件的风险不断增多并越发不可控制,当体育突发事件发生后如何降低影响营造有利的舆论非常重要,因此,要进行媒体沟通,并且要取得媒体的信任。伦敦奥运会羽毛球的消极比赛以及近期出现的国乒罢赛、孙杨抗拒兴奋剂检测等一系列事件告诉我们,无论是作为行为主体的体育管理部门还是行为的责任人在第一时间发声并作出合理解释尤为重要。和媒体进行有效的沟通是体育突发事件危机管理的关键。因此,笔者认为在沟通策略的选择上应该综合考虑以下环节。第一,厘清矛盾主体以及利益相关方的布局和关系,突出对矛盾对象的关切。体育突发事件发生后作为主管部门和主流媒体第一时间发声尤为重要,保持沉默或是被动发声实际上是与媒体和广大网民形成了“对立面”,在这种“对立”的信息传播预设之下极易造成信任异化,其结果必然加剧媒介传播过程中负面效应的溢出。第二,体育突发事件的媒介沟通要体现对媒体和公众关注点的重视。“国乒罢赛”以及“孙杨兴奋剂检测”事件中公众对于真相的关注始终没有得到满足,因此导致围绕这些事件的“碎片”舆论信息不断溢出,《谁是国乒罢赛的幕后推手?》《孙杨遭到外国同行抵制,为什么国内媒体和体育界不发声?》等一系列猜想和推测将公众的情感宣泄扩大到体育管理者的层面上,由此进一步加剧了体育主管部门和民众的信任异化,所溢出的负面效应不断地撩拨着民众情感的神经。第三,如果做解释要找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理由,如果下判断首先自己要相信。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媒介传播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化和多元化趋势,媒介机构、社会公共机构、网络水军、意见领袖、普通网民等等组成了后真相时代的媒介传播网络。新闻传播过程和结果也受到个人、组织、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媒介管理和规范以及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进而导致新闻传播过程和结果的绝对“真实性”和“客观性”几乎不复存在。既然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基于外界多元因素的影响,致使人的主观性体现在“编码一解码”的传播过程,那么在具体的体育突发事件媒体应对时,如果做解释找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理由,如果下判断首先自己相信的原则尤为重要。

3.2  在体育突发事件的应对上掌握信息舆论发布的主动权,建立信息反馈通路

   在体育文化的传播实践中,以往的媒介传播往往将关注点放在对赛事的转播领域,在这方面主流媒体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比如在2018年的俄罗斯足球世界杯比赛中,赛前各大媒体就针对转播过程中的策划和舆论进行造势,“腾讯体育”早在2017年12月就通过“打名人牌”和“解码世界杯”等策略展开相应的布局,央视更是制作了长达700多小时的节目进行空间组合直播,据统计“央视自有平台观看数据达到278.19亿次,在新媒体端的总触次数为169.26亿次”。由此可见,主流媒体在体育事件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导向中占据绝对优势,但是在体育突发事件的处理实践上主流媒体所做出的反应通常是滞后的,这是基于组织、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媒介管理和规范以及政治经济因素等多元因素的影响。但是正是由于主流媒体发布信息的延迟以及对真相澄清的滞后性,往往会引发民众的热议和广泛讨论,这种舆论的发酵引发舆论负性转化的关键。因此,让带有静态性质的真相以及主流媒体的权威解读及时有效地落地成为掌握舆论主动权的前提条件。这就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在体育突发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官方要做出权威、及时有效的反应,对民众可能关切的舆论焦点做出解释占据舆论主动权,从而获取民众的信任,以事实说话消除谣言;第二,要建立危机管理的应急预案,对体育突发事件做出管理和应对,体育管理部门以及运动员、教练员等直接的体育参与者构成了体育话语权利的主体,在突发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缩小事态的影响控制舆论的负性转向;第三,健全舆情收集和反馈机制,对舆情进行动态监测化解风险,体育突发事件发生之后的舆情走向非常重要,对舆情走向进行有效的监测,建立合理的民众表达机制和信息反馈通路,将民众引导到对真相的合理讨论之中,密切关注舆情走向,建立体育突发事件的舆情研判和回应机制。综上所述,在体育突发事件的媒介应对上,掌握媒介话语权力和舆论发布的主动权,控制舆情走向,建立信息反馈通路是控制避免舆情负性转向的重要策略之一。

3.3  在体育突发事件的媒介传播上发挥技术优势,助推实现体育传播话语赋权与价值引导之间的平衡,不断优化体育传播的舆论生态

   良好的舆论生态不仅能够促进体育事业的健康科学发展,而且能够涵养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体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社会的进步,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发展已经融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体育赛事的举办频次也日益增多,体育在民众心目中也经历了由最初的运动形式到社会文化现象的价值转变。体育文化现象背后所折射的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符号的综合嵌入,为此,体育突发事件所形成传播舆论的负性转向带来的危害绝不局限于体育本身,会波及国家形象、政治经济以及国民心态等诸多领域。“后真相”所引发的舆论和传播态势是在网络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下孕育而生的,需要明确的是网络和信息化时代在为后真相时代信息传播提供便捷的同时,也为后真相时代的海量数据与信息的传播提供了监测渠道。这为大数据及其相关方法运用于舆论监测提供了基础,在自媒体传播时代可以综合发挥大数据的算法技术优势对民众的个性化需求进行筛选,从而选取具有针对性的表达方式,分发正面信息,以促进受众在对信息处理和舆论需求层面实现注意、接触到理解的递进过程。从而激发民众潜意识的心理信任和情感认同。除此之外,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后真相时代话语权力来源于互联网技术和国家网络法规的制度性赋权。这就决定了在应对体育突发事件的后真相问题上不能够采取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想,而是要采取运用舆论规范、话语整合等协同平衡的应对策略。具体策略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守住网络话语赋权的底线,正确对待体育比赛结果,保障他人合法权益,守住网络赋权的底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对虚假、煽动造谣以及侵犯他人权益的行为进行惩罚和规避;第二,发挥主流媒介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引导,遏制体育文化传播的低俗化、暴力化、过度娱乐化以及网络话语极端化倾向,主流媒介的话语权力以及所主导的意识形态倾向决定了网络语言和体育文化参与的价值导向,避免呈现体育突发事件负性舆论转向的关键在于提升主流媒介的价值引领力。因此,在体育突发事件的媒介传播上发挥技术优势,助推实现体育传播话语赋权与价值引导之间的平衡,不断优化体育传播的舆论生态将是必然选择。

4  结语

体育文化现象背后所折射的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符号的综合嵌入,为此,体育突发事件所形成传播舆论的负性转向带来的危害绝不局限于体育本身,而会波及国家形象、政治经济以及国民心态等诸多领域。通过对“后真相”时代体育突发事件的舆论特征、内在张力以及媒体沟通治理策略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后真相”时代体育突发事件的舆论特征主要表现为:后真相时代的“网络社群巴尔干化”特征,促使体育突发事件舆情变化呈现突发性和动态性特征;体育突发事件所衍生的网民狂欢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话语走向,推动了舆论议题的转移;在形塑体育突发事件的舆论场域中,呈现了个人情感、理念高于客观事实的信息碎片化传播趋向。媒介传播中事实与假象对立的背后存在着理性与感性,“雅文化”和“俗文化”以及不同媒介话语权力博弈构成了“后真相”时代体育突发事件媒介传播的内在张力。在媒体沟通上态度表达上的真诚和关切是建立信任的基础,在舆情治理上掌握信息舆论发布的主动权,建立信息反馈通路;发挥技术优势,助推实现体育传播话语赋权与价值引导之间的平衡,不断优化体育传播的舆论生态是“后真相”时代的媒体舆论治理策略。

——摘自:徐丹,“后真相”时代体育突发事件的舆情应对与媒体沟通策略——《体育与科学》,2020.02

竞技体育跨界跨项选材的学理基础、实践逻辑与实施路径

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关于开展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四个奥运项目跨界跨项选材工作通知》,2018年国家体育总局针对我国冬季运动项目的发展,印发的《2020年第十四届全国冬运会政策方案(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坚持跨界跨项选材,着力解决冰雪人才缺乏问题”的要求。面对2020年东京奥运会“第一集团”参赛目标以及2022年北京冬奥会“全面参赛”总目标任务,“跨界跨项选材”从酝酿到正式提出,历经反复,虽有在冰雪项目中开展实施,成效初显,但也面临着战略顶层设计与系统构建以及“落地”等困境。

“跨项选材”源于运动员的“转项训练”实践。20世纪80年代,“转项”“跨项”训练方法应用于一些国家或者地区的高水平运动员训练比赛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将“转项训练”作为“运动员选材和培养计划”体系中。GULBINJ.(2008)提出了跨项选材路径的3种类型,即“相似项目”“项目相似需求”和“不同项目不同需求”。Vaeyensetal.2009,Bullocketal.2009,Collinsetal.2014等人研究提出的“跨项选材”的出发点是基于人才资源优化目的的优秀运动员转项,因为英文talenttransfer或talentrecycling意为“优秀运动员转移或重复利用”。目前,学界对“跨界跨项”的概念仍尚未统一,2016年Halsons对高山滑雪转项场地自行车的研究报道之后,“跨项选材”一词方正式使用。国内对运动员“跨界跨项选材”的研究起步较晚。王大卫(1993)、王金灿(1998)等人关注到运动员转项成才现象,遂对运动员转项规律以及转项训练含义意义、分类、改造路径进行了尝试性研究。

“跨界跨项选材”作为新时代竞技人才发展战略之一,是竞技体育选材模式的路径创新。为此本文基于时代背景,从“跨界跨项”选材学理基础内涵出发,预测与分析“跨界跨项”选材实践中遇到的瓶颈,进而提出符合我国竞技体育“跨界跨项”选材的实施路径,以“跨界跨项”选材科学高效的实施促进我国竞技运动项目的发展,丰富我国特色的竞技体育选材选育理论。

1竞技体育“跨界跨项选材”的学理基础

1.1项群训练理论的“项间移植”

项群训练理论是关于运动项目分类及其训练内容与方法的知识体系。该理论根据运动员竞技能力和运动项目属性及其特征对竞技项目进行了群类划分,进而建构出具有相同竞技属性的项目群的群落特征、训练负荷特征、内容选择、方法手段运用系统。

项群训练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为同类项群各项目之间具有高度相似的竞技能力和比赛成绩等因素。有研究表明,运动员转项效果较好的多属同类项群的互转,尤其是同组群之间项目的互转,其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体—体”“技—体”“技—技”“体—技”。我国男女运动员同项群转项的成才为64.2%~69.0%,且奥运奖牌运动员大类转项率和同群间转项率均为9.2%。项群联系是运动员转项成才的重要基础,原项目与转练项目之间的项群联系是转项决策的重要依据,原项目与转练项目之间的项群联系也是转项成才的重要影响因素。项群训练理论成为在同项群的邻近或相似项目中实现选拔选育人才理论或学理论支撑。

1.2运动员长期培养理论框架(LATD)

IstvanBalyih和Richard在分析多国体育系统存在的共性现象与问题基础上提出了竞技人才“选育结合”的“运动员长期培养理论框架”即“LTAD”理论。该理论的提出是基于运动项目需依据项目的专项化过程进行调整,不同的运动项目的专项化时间具有差别,且理论中的年龄和训练中的年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LATD理论以运动员培养专项化时间为基础,一方面强调对运动员“选”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将“育”与“选”相结合,以实现对运动员的科学培养。

LTAD理论对跨界跨项选材具有积极的解释功能,因为跨界跨项选材的核心是“运动人才的迁移”。LTAD理论认为,运动人才的迁移主要分为三个维度,第一维度即运动员跨界跨项的迁移,第二阶段是终身体育阶段的人才迁移,第三阶段是向体育事业的迁移,跨界跨项选材即为LTAD理论的人才迁移的第一个维度。依据LTAD理论,跨界跨项选材需要同时兼顾选材与培养。跨界跨项选材正是对那些在原项目上奠定了一定运动能力基础,通过科学测量和选拔,发现哪些在新项目上发展空间更大可能性的运动员进行转项和新专项训练的活动。

2竞技体育“跨界跨项选材”的实践逻辑

2.1“跨界跨项选材”的实践经验

2.1.1传统选材模式与途径的补充

在我国竞技人才流动中,主要以三级训练体制为主呈现的运动项目专项单一流动模式(见图)。相较于传统的“基层—省市—国家”逐层的“三级”竞技人才选拔与培养,“跨界跨项选材”核心在“跨”,它采用“双跨”模式,为后备的输送与培养提供了多源的渠道途径。与传统的“金字塔”式的“三级培养”从基础抓起开始层层筛选体系有所不同,“跨界跨项选材”不单从基础开始选材,是为备战奥运,充分利用其它项目的竞技能力基础和优势。跨界跨项选材模式更接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分散体制选材,其选材来源途径不单局限在专业运动队或单一运动项目的后备人才体系之中,而是来源于社会各界的体育相关运动。如:滑雪项目运动员可从武术、杂技等中华民族传统技艺界进行选拔的“跨界选材”;从帆板队伍当中选拔队员参加冲浪项目运动、从皮划艇队伍中选拔双板滑雪运动员的“跨项选材”。


 2.1.2竞技人才资源的高效配置

不同运动项目竞技要求不同,运动员专项化开始时间以及运动寿命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虽对运动员的早选材早定项的传统选育培养在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发展中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诸如普及度较高的篮球、排球、足球等早参与晚专项集体类运动项目高水平运动员输出率不足,体操早期专项化项目输送比例不足的等实践问题。一名优秀运动员的竞技能力的储备与提高,需要耗费长时间的系统训练和比赛,而纵观国际跨界跨项选材成功的案例可以发现,跨界跨项选拔的运动员在进入新运动项目训练之前,大都具有1年以上的训练经历,且少数运动员具备二级运动员标准,在运动员成才年限的总水平上要优于传统单一专项选拔的运动员,尤以健将级运动员的培养上更具优势。此外,诸如早期专项化项目向晚期专项化的项目转换;早期专项化项目向早期参与类项目晚专项化的项目转换以及易跨项项目之间的转换的成功案例,也为运动员转项培养提供契机,如:技能主导类难美性项群体操项目是典型的青少年运动项目,运动员平均寿命只有10~12年,15岁出成绩,17岁就退役,而像自行车、滑冰、赛艇等项目一般在16岁左右进行专项化训练,项目之间专项化年龄差异性为运动员突破项目壁垒转项发展提供契机,一方面可以减少优秀运动员人才流失,延长运动员运动寿命和职业年限,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优秀运动员的运动潜能以及异项潜能,促使运动员综合竞技能力能得到最大化利用与发挥。

2.2“跨界跨项选材”的实践困境

2.2.1选材理论体系建构基石薄弱

科学选材是提高运动员成才率、降低运动员的淘汰率、发挥运动员先天优势的基础,然而当前我国跨界跨项选材提出时间较短,尚未形成完善的选材理论体系。项群训练理论、LTAD理论为运动员虽可以为运动员转项训练发展及成才做出宏观的解释与支撑,但是具体在不同运动项目选材中“从什么项目中选”“年龄和训练基础有什么要求”“测试什么内容及指标”“如何激励或者奖励运动员最终决定选择转项”等细节关键性问题尚未解决。运动员转项后没有成熟的项目转换理论支撑,从实践出发难以形成技术上的互补与竞技能力的叠加效应,所以目前只有少部分具有天赋的运动员转项之后成绩斐然,多数运动员仍处于成绩平平阶段。

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与2022北京冬奥会时间紧、任务重,需短时间内充实后备人才储备,完成奥运备战任务,因此需要更完善的选材理论体系支撑该项选材战略的实施,做到精准选材,从而提高运动员的选材成功率。

2.2.2跨界跨项选材模式的管理瓶颈

我国跨界跨项选材的项目集中于新设立、普及度较低、基础薄弱的项目。与传统管理意义上竞技后备人才培养体制不同,跨界跨项选材是对运动员的转项培养,需要运动员放弃原来运动项目,转入后备人才基础薄弱的运动项目中进行训练与发展,这种选材模式的实施会间接影响与转变运动员运动生涯,因此,构建完整的管理体系、建立健全的保障体制便是促进运动员跨界跨项培养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虽然目前跨界跨项选材在冬季部分运动项目的实施中已初见成效,但是有关参与跨界跨项运动员选拔以及对运动员进行转项培养尚未有明确、系统的保障体制。此外,教练员作为后备人才竞技运动训练的主要指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其绩效考评与培养运动员的竞技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基层教练员的绩效主要从工作产出和工作行为两方面进行评价,其运动员选材、输送以及运动员成绩占绩效考核80%,其他仅为20%,运动员人才的输送是基层教练员主要的利益收入,而跨界、跨项选材是运动员选材的特殊形式,这种管理方式主要在运动员基础训练阶段实施开展,而在对基层教练绩效评估研究中,并没有对将对跨界、跨项人才的输送纳入教练员绩效考察范围之内,导致教练员在人才输送中未能获得相应的绩效利益分配,对教练员跨界跨项人才的输送没有形成合理的保障制度。

2.2.3选材实施的组织协同与方式单一

我国自2017年提出“跨界跨项选材”以来,部分运动项目的实施已初见成效。但是作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选育培养的创新模式,这一战略实施中表现出极强的依附性,缺乏独立的组织、运作管理体系。当前,我国“跨界跨项选材”的实施主要以“顶层主导、地方省市配合”为主纵向展开,项目选材区域集中分布于中、东北部省市自治区,西南、东南等省市开展的选材区域较少。在选材来源方面,2017年虽对冬季跨界跨项选材项目中及选材来源项目确定,但诸多项目的选材都涉及到多个选材来源项目。例如:越野滑雪跨项选材来源项目是田径、自行车、赛艇等;冰球跨界跨项来源项目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其余冬季跨项选材来源主要聚焦于杂技、武术、体操、跳水、蹦床等项目及关联度程度较高的其他行业与领域。可见,选材项目与选材来源项目“一”对“多”竞技人才输送的组织协接,不仅需要宏观调控夏季奥运项目、冬季奥运项目的人才流动与储备,也需要微观审视跨项选材项目与选材来源项目之间的协同。如何能科学合理的管理选材项目与选材来源项目之间竞技人才的发展、平衡项目之间的竞技人才流动仍是当前跨项选材实施面临的难题。

2.2.4选材所需复合型人才的匮乏

我国“跨界跨项选材”的实施尚处于起步阶段,虽有国家的宏观政策支持与地方省市的积极配合,但运动员的高效选拔与培养不仅需要完善的选材理论体系,更需要能从选材来源项目、选材指标、测试内容等具体实践操作层面专业指导者、能够科学设计与组织的专业实施者。教练员是运动训练和竞技参赛活动的组织设计者和指挥者,在对运动员技术指导、训练与生活安排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其专业素质的高低与运动员的选择与培养紧密相连。但目前我国多数教练员由于长期执教于单项运动领域,训练内容、方法和手段比较单一,缺乏跨领域知识。显然,在“跨界融合”战略实施的要求下,教练员仅掌握传统单一运动项目训练理论与方法不能满足跨界跨项选材的需要。诚然,运动员作为跨界跨项选材的重要主体,不同运动项目的运动员的选拔培养、训练组织的复合型人才寥寥无几,便导致无法形成系统完善的跨界跨项选、训、育培养体系。

3跨界跨项选材的实施路径

3.1完善跨界跨项选材理论体系

体育强国建设是新时代体育发展的目标,跨界跨项选材作为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一项选材战略,不仅是我国选材竞技体育选材模式的一种创新,也是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一项突破。因此,要抓好体育强国建设顶层战略,在传统选材模式基础上,突破项目壁垒,以项目之间的相似特征,加强项目之间联系。从构建方法体系、内容体系、组织制度体系、标准体系出发。

首先,标准体系。该标准体系既要包含运动员的数据采编、操作内容、标准评价等方面,也要包括其方法使用及管理办法,前者用于其更新、修正、保密、检查与验收等工作,而后者用于标准体系的行文规范及评审依据。

其次,内容体系。要根据对转项成材的培养,理论结合实践,科学总结经验,完善跨界跨项选材的理论体系。当前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对跨界跨项的选材的应用已初见成效,但对跨界跨项选材的定位以及相关理论研究仍较缺乏,因此应加强对世界跨项成才运动员的研究,由经验启示逐渐上升为完善的选材理论,做到科学有理、有据的实施。

再次,组织制度体系。不能局限于宏观统领,需依托多边的组织制度做参考。各级人才资源依据组织管理,对转项成才之间的联系、选材项目、专项化年龄特征、项群理论项目等方面标准制定可进行灵活处理。

最后,方法体系。顺应新时代、新形式体育改革发展需要,以冰雪项目为依托,形成多元化的方法体系,既要通过网络媒体等多渠道宣传科学跨界跨项选材的优势,增加来源渠道,还要以跨界跨项选材的内外反思为借鉴,科学协同发展。

3.2健全跨界跨项选材实施的管理体系

传统的“三级”选材体制一直是我国竞技体育人才选拔与培养的主要模式,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显然,这种“金字塔”式的单一人才流动渠道、长周期的运动培养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之需。

首先,模块分解。从宏观出发,构思整个选材管理体系,然后层层分解。比如选材计划、测试方案、选拔过程、场地器材等。

其次,因项设人。当模块分解之后,每个子模块需对应于不同的结构主体。子模块A、B、C、D可能是较粗放的模块,也可能是较细化的模块。不管粗还是细化,需因项设人,把每一个模块和主体对应起来,创设由总局—项目中心或运动项目协会—省市项目协会的选材分工协作机制,高效协调不同部门以及运动项目之间资源配置。

最后,主体连接。与各个子模块所对应的各个主体协同,将传统“三级”选材和“跨界跨项”选材相结合,通过有丰富选材经验的选材团队,由设计到实施的科学性,逐渐形成完整的我国跨界跨项的选材管理体系。

3.3构建跨界跨项选材模型

对运动员而言,“跨界跨项”选拔即是对运动员自身的转项训练,而各运动项目在竞赛上存在的相似性,以及对运动员要求的基本动作模式、能量代谢特征,身体形态和体能运动素质等多方面存在的内在必然联系都是运动员转项训练的基础。

首先,根据角色对象分组。建立跨界跨项选材数据库,可将世界优秀运动员的转项特征进行统计,依据原练项目、现转项目、获得成绩构建运动员人才流动网络图谱,对转项成才运动员竞技能力发展的方式、手段以及训练的年限进行分属归类。

其次,找出行为变量。根据不同运动员间的显著行为列成不同的几组行为变量。如:态度、技能、动机、素质等。找出重要的行为变量。如果一组主体(运动员)聚集在6~8个不同的变量上,很可能代表了一种显著的行为模式,这个模式构成了人物模型的基础。而特殊角色可能只展现出一种重要的凸显性模式,通常会聚集在2~3个不同的变量上。

最后,综合各种特征,阐明目标模型。对于每组挑选出的重要行为模型,需综合数据中的细节并进行细化,尝试以数据库的形式构建跨界跨项选材模型,一方面利于指导不同项目跨界跨项选材科学实施,另一方面促使我国更科学、更高效的对运动员转项培养。

3.4强化“复合型”教练员培养

跨界是手段,选材是目的,要选拔出有天赋的选手,关键要抓好选材的标准,跨界选材,就是要在“跨”字上下工夫,跨界选队员也要跨界选教练。可见,跨界跨项选材不仅是对具有异项潜能的运动员的发掘,更是对具有易跨项目特征运动员的多元化培养。跨界跨项选材的科学实施需要“复合型”专业人才与教练员的共同配合。

首先,需要抽离、启蒙和利他的教练角色。跨界跨项涉及到运动员的“跨”涉及到运动员新、旧运动项目的训练转换,不仅对运动员自身运动素质、竞技能力提出要求,也对教练员的训练安排与实施提出挑战。

其次,需要具备倾听、发问和反馈的能力。可跨项目之间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项目之间的差异性仍然不能忽视,这就导致单项教练员对跨项运动员的培养带来局限性,要加强对运动员的多元化选材与培养,也要加强对教练员的多元化选择与培养。

最后,需要完成支持、鼓励、问责的关键任务。对跨界跨项主要选材项目的教练进行备选材项目的运动训练及竞赛相关的理论技术培训,提升教练员执教素质,促进我国教练员的复合型发展。

——摘自:王阿婷,竞技体育跨界跨项选材的学理基础、实践逻辑与实施路径——《体育文化导刊》,2019.12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诉孙杨案法律解读

1  事件回顾

   2018年9月1日,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International Doping Tests & Management, IDTM)的三名检查人员试图在奥运金牌得主、游泳运动员孙杨选定的“60分钟”时段内(晚上10点至11点),收集孙杨的血液和尿液。这是一次在浙江省孙杨住宅进行的赛外(out-of-competition, OOC)检查,由国际泳联(Federation l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 FINA)主导,委托IDTM公司实施。

   孙杨在规定时间内与家人赶到检查现场准备接受检查,根据孙杨方陈述,最开始没有任何怀疑,但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陪护员(Chaperone;IDTM称Doping Control Assistant,DCA;国内媒体译为“尿检官”)用手机拍照、录视频,而且身着短袖、短裤和拖鞋,怀疑不是专业人士,便要求其出示证件。孙杨认为陪护员出示的居民身份证不足以证明其得到合法授权,拒绝其参与具体的检查过程,因此无法进行尿液取样。孙杨表示,如果持有合格证书的检查官能到来,他愿意“等到早晨”,但检查官(Doping Control Officer,DCO)拒绝孙杨的提议,坚持要立即收集尿样。

   当晚11:35,孙杨接受了采血助理(Blood Collection Assis-tant,BCA;国内媒体译为“血检官”)抽血,血样被放在安全容器中。出于对检查人员行为和认证的担忧,孙杨给队医巴震打电话,巴震给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韩照岐打电话,孙杨母亲给中国游泳队领队程浩打电话,他们认为只有有资质的检查官才能对运动员进行检查。BCA和DCA没有向运动员提供IDTM的授权文件以证明他们每个人拥有适当权力参加样本收集工作。因此认为收集的血液样本无效,不应被带走,保安用锤子砸碎包裹血样的安全容器,收集的血样未能被带走送往相关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WA-DA)认证实验室。血样仍然在孙杨队医手中。由于样本没有储存在避免被打开的安全容器中,而且超过了WADA《国际检查与调查标准》(The World Anti—Doping Cod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Testing and Investigations,ISTI)附件K规定的强制时限,因此样本不太可能再被检测。巴医生手写了一份当晚发生情况的摘要。

   这在兴奋剂检查中很罕见,对于当晚和次日凌晨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以及将会导致什么后果,FI-NA和运动员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

   事后,IDTM向FINA报告无法收集所要求样本(血液和尿液)的情况。孙杨也对此作出解释。FINA对IDTM和孙杨提供的报告和解释进行了评估。FINA认为,运动员得到了适当的通知,检查官已经得到FINA和IDTM的所有适当和必要的授权,不需要再向运动员出示额外文件。孙杨在没有令人信服理由的情况下,在接到IDTM检查官正式通知后,未能或拒绝提供尿液样本,不允许收集的血样被带走进行分析,构成《FI-NA兴奋剂管制规则(2014)》(FINA Doping Control Rules,Fl-NA DC)2.3条款“拒绝或不服从”;销毁收集的血液样本,构成《FINA兴奋剂管制规则》2.5条款“篡改或企图篡改”。DCO已明确告知运动员违反反兴奋剂规则的行为及其各种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

   2018年11月19日,FINA兴奋剂仲裁庭(FINA Doping Panel)在瑞士洛桑举行了一场13个小时的听证会。由主席Robert Fox(斯洛伐克)、仲裁员Farid Ben Belkacem(阿尔及利亚),David Lech(加拿大)组成听证专家组。孙杨方由Fabrice Robert - Tissot(瑞士),lan Meakin(英国)、刘驰(中国)等代理;FINA由Jean-Pierre Morand(瑞士)、Romain Venard(瑞士)代理。

   2019年1月3日,FINA听证专家组做出裁决,认定兴奋剂检查官违反标准的行为总体上是“令人信服”的,孙杨的反应可能是合理的,足以证明其无罪,因此孙杨不存在违反《FINA兴奋剂管制规则》2.3或2.5条款的行为。但裁决指出孙杨只是“险胜”(a close-run thing),在裁决中对孙杨做出了警告,认为运动员这“基本上是一场赌博,赌运动员对复杂形势的评估会占上风,这让兴奋剂专家组感到极端愚蠢(foolish in the ex-treme)”。

   2019年1月,本应保密的孙杨案裁决被英国《泰晤士报》报道。

   WADA就FINA听证专家组对孙杨拒检行为仅予以警告的裁决不满,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第13.2.3条规定,向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CAS)提起上诉,起诉孙杨及国际泳联。

   孙杨要求CAS开庭公开审理此案,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光州游泳世锦赛期间,多名游泳选手表示,“不喜欢和‘兴奋剂骗子’在一个游泳池里比赛”“不要让那些在药检的时候砸碎血样的人来参加比赛”。澳大利亚选手霍顿拒绝登上领奖台与冠军孙杨同台领奖,FINA向澳大利亚游泳运动管理机构及霍顿发送警告信。英国运动员邓肯斯科特在颁奖仪式上拒绝与孙杨握手合影。光州游泳世锦赛期前,澳大利亚《星期日电讯报》公布了FINA裁决书文本。孙杨认为,一只黑手在操纵媒体、误导舆论、抹黑事实。

   2019年11月15日,CAS在瑞士蒙特勒公开开庭审理WADA诉孙杨与FINA案。这是CAS继1999年爱尔兰游泳运动员Michelle Smith De Bruin兴奋剂听证之后的第二例公开听证。CAS仲裁小组由Franco Frattini担任组长,他是意大利前检察官、意大利前外交部长、欧盟委员会前副主席和意大利体育法院(Italian Court of Sport Justice)现任院长。WADA选任的仲裁员Romano F.Subiotto是英国大律师,是CAS公布裁决最多的仲裁员前20名;经FINA同意由孙杨选任的仲裁员是英国学者和辩护律师Philippe Sands教授。WADA的法律代表主要是美国著名体育律师Richard Young,他曾代表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 Anti-Doping Agency,USADA)参加玛丽·琼斯(Marion Jones)和其他涉嫌海湾实验室THU丑闻兴奋剂的听证,以及环法自行车赛七冠王阿姆斯特朗的兴奋剂听证。他还是《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主起草人。

2  本案相关各方

   孙杨案涉及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反兴奋剂体系的各方,因此有必要梳理各组织的性质和权限。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经过百余年发展形成了一个金字塔体系,金字塔顶端是国际奥委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下面是国际单项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IFS)和各个国家(地区)奥委会(National Olympics Committee,NOCS)。金字塔再向下是国家单项协会(National governing bodies, NUBS)、地区单项协会(Local governing bodies,LUBS)、俱乐部和个人等。除奥运大家庭外,其他组织也在全球反兴奋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国际体育仲裁院、政府体育管理部门、国家反兴奋剂机构、国家体育仲裁机构等。

   IOC不是本案的当事一方,但反兴奋剂是I0C倡导的,最初是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体系中开始的,目前也主要是在奥运金字塔结构中进行的。《奥林匹克宪章》(Olympic Charter)是国际奥委会制定的关于奥林匹克运动的最高法律文件,其第13条规定,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是整个奥林匹克运动的强制性规定。奥林匹克运动反兴奋剂的战略是在零容忍政策的基础上保护干净的运动员,目的是确保只有干净的运动员参加比赛。目前的重点是通过侦查和威慑进行预防,并辅之以运动员和随行人员教育。每年在全世界反兴奋剂方面投入5亿美元。每届奥运会前,IOC会公布该届奥运会的反兴奋剂规则。

2.1  国际泳联

   FINA是在世界范围内管理水上运动的国际单项联合会。它是根据瑞士民法典成立的具有法人地位的非政府、非营利性社团组织。FINA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全球水上运动发展,鼓励水上项目参与,制定必要的统一规则,举办或批准水上运动竞赛,提供公平和无兴奋剂的游泳运动。

   FINA的组织体系由代表大会、技术代表大会、理事会、执委会、司法机构(兴奋剂仲裁庭、纪律仲裁庭、道德仲裁庭)、技术委员会等组成。代表大会是其最高权力机构,技术代表大会负责制定运动的技术规则。兴奋剂仲裁庭和其他司法机构,对水上运动面临的具体法律问题拥有管辖权。

   FINA接纳管辖这些项目的国家和地区级体育防会作为会员。会员必须遵守FINA规则。《国际泳联章程》12.1条允许FINA对任何违反FINA规则的成员进行制裁,包括个人成员。这些制裁包括:警告;罚款;禁赛;d)撤回认可;d)取消比赛结果;d)退还奖金、奖章、奖品等。

   FINA有一整套符合WADA规范的兴奋剂控制计划。根据《FINA兴奋剂管制规则》规定,兴奋剂仲裁庭在确定违反了兴奋剂规则后,会进行上述处罚。

FINA兴奋剂管制规则》适用于FINA,FINA会员防会及其成员,以及由FINA会员防会组成的各大洲防会或区域组织,并对其具有约束力。这些规则还适用于运动员、运动员辅助人员和其他人员。作为成员资格、认证和/或参加项目的条件,他们同意接受反兴奋剂规则的约束,并根据规则第8和13条规定,认可FINA和其会员防会对《FINA兴奋剂管制规则》规定案件的裁决和上诉管辖权。中国游泳协会是FINA会员,孙杨是中国游泳防会管辖运动员,因此FINA有权对孙杨进行兴奋剂检查、听证和处罚,当事人对兴奋剂处罚不满,可上诉至LAS。

2.2  FINA兴奋剂仲裁庭

   FINA兴奋剂仲裁庭由6名成员组成,成员任期1年,任何2名成员不得来自同一个国家。成员须公正、有能力;了解FI-NA规则,有一般体育运动,特别是水上运动经验;具有法律培训、经验和兴奋剂知识。兴奋剂仲裁庭成员由主席团在就任后的第一次会议上任命。根据主席的提议,主席团任命兴奋剂仲裁庭的一名成员担任负责人。必要时,兴奋剂仲裁庭应举行听证会,根据《FINA反兴奋剂管制规则》实施制裁。兴奋剂仲裁庭负责人从成员中指定1-3人组成听证专家组,对其审理的所有事项进行裁决。

2.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于1999年在瑞士洛桑成立,总部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WADA是一个国际性的独立机构,独立于IOC和国际单项联合会,由体育运动和世界各国政府共同组成和资助。其职责包括开展全球范围与体育领域反兴奋剂相关的科研、教育,提升反兴奋剂的专业能力等,致力于调查涉嫌通过使用违禁药物试图增加运动能力和成绩的行为,并负责制定、监督和实施《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其宗旨是领导全球范围内的积极力量,合作共创干净的体育世界,消除兴奋剂。“真实竞赛(play true)”是WADA的核心价值观。

   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0.7条规定,WADA拥有广泛的权限,包括制定政策、程序、监督实施、批准相关标准、认可或者指定实验室样本检查、开展和实施反兴奋剂教育、主动参与兴奋剂检查过程的管理,尤其是有权“对兴奋剂违规行为和其他可能导致使用兴奋剂的行为启动调查”。WADA在国家反兴奋剂机构和国际单项联合会结束结果管理和处罚前不参与兴奋剂纪律处罚程序。WADA在进程完成后对制裁进行评估,如WADA认为过程或结果有任何问题,有权按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第13条向CAS上诉。上诉审查范围不受限制,包括与事件有关的所有问题,不限于原裁决的审查范围及相关事宜。CAS不受被上诉调查结果的限制。

   WADA下诉胜诉率很高。CAS最近10年对外公开的仲裁案显示,66例WADA向CAS的上诉案,WADA胜率超过65%,如果算上CAS部分支持的案件,则胜率超过90%万。

2.4  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

   IDTM是总部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第三方检查机构,其官网称,致力于推进体育比赛的公正和公平。公司创立于1991年,最初主要为国际田联提供兴奋剂检查服务,目前为包括WADA,FINA在内的22个体育组织提供服务。IDTM可提供的服务包括赛外检查、赛内检查、用药豁免和结果管理。

2.5  国际体育仲裁院

   IOC主席萨马兰奇提议下,CAS于198年在瑞士洛桑成立。最初CAS的财政、人事均受制于IOC,其中立性遭到质疑。1994年,CAS进行改革,成立了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ICAS),CAS的运作从体育组织脱离出来,由ICAS负责。中国的薛捍勤大法官是现任ICAS成员。

   CAS目前已经得到大部分国际单项联合会的认可,FINA和国际足联、国际田联一样,都在章程中要求会员承诺接受CAS管辖并服从CAS作出的终审裁决。CAS迄今已经裁决1000多起案件。

   CAS分设普通仲裁庭(Ordinary Arbitration Division)和上诉仲裁庭(Appeals Arbitration Division),分别处理普通案件和因体育组织裁决引起的争端。孙杨案属于上诉仲裁。上诉仲裁原则上由3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小组。2016年CAS成立反兴奋剂庭(CAS Anti-Doping Division),希望取代国际单项联合会负责兴奋剂违规初审听证。

3  主要问题及分析

3.1  CAS听证中双方的立论和思路

   CAS听证中,孙杨方的观点是:由于样本收集人员的文件不齐全,因此整个活动不足以称作一次检查,收集的血样也不是样本。孙杨方不是否认自己存在不配合行为,而是要从根本否认这是一次已经开启的检查活动。

   WADA的观点是:该次检查过程中存在不合规之处,但检查本身已经构成一个合法的检查程序,只是存在一些瑕疵,因此孙杨的行为性质是暴力抗检。整个CAS听证过程,WADA的目标不是否认自己存在违规部分,而是试图把这些违规部分归入合法的检查过程当中。WADA律师一直通过提问孙杨方“是否已经自愿配合BCA抽血”,让仲裁员认可争议发生在检查程序内。

   双方的理论和思路指向一个问题:在DCO授权完整但BCA和DCA授权和资质不完整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开始一个符合ISTI的检查程序?WADA在听证中,从采血指南没有约束力,孙杨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孙杨有兴奋剂检查检经验,信赖随行人员的结果由运动员承担等方面来论证孙杨构成违规。在听证中WADA律师一再强调虽然有瑕疵但是习惯一直如此无人抗议,如对IDTM公司客户关系和业务发展经理Neal Sod-erstrom的提问显示,IDTM从1995年开始为FINA进行样本收集;每年委托采集样本之前,FINA都会向IDTM提供授权文件,每次检查都会向运动员出示FINA发放的年度授权文件;2012-2018年间,IDTM为FINA进行兴奋剂检查时所采取的流程和提供的文件都是相同的,文件上不会写明运动员或者检查人员的名字;IDTM将文件提交给FINA,FINA并未提出异议,也未要求IDTM更改通知程序;2018年IDTM为FINA采集过约3200个样本。

   仲裁员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很可能会被过往的先例及兴奋剂检查的惯例所影响。如果没有先例,那么可能要考量过往这是不是检查中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并且没有因此给反兴奋剂工作带来负面影响。这个答案如果是肯定的话,那么孙杨想在CAS全身而退,存在着较大难度。因此,孙杨方需要尽力跳出WADA画好的窼臼进行论证。

3.2  通知程序的适当性

IDTM样本采集人员是否适当地通知了运动员是FINA兴奋剂仲裁庭听证和裁决时讨论的主要问题。IDTM检查人员是否得到授权并将其出示给运动员?IDTM检查人员通知运动员时,必须向运动员提供何种授权文件?孙杨是否得到适当的通知?在CAS听证中,WADA没有把己方重点放在这个问题上。

   由于反兴奋剂工作的复杂性,WADA发布ISTI对各类兴奋剂检查机构、受委托的样本采集机构、运动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ISTI包含了运动员和反兴奋剂机构都必须遵守的规则和程序要求。通知程序是对运动员行使管辖权的核心问题,由此开始,运动员将要承担反兴奋剂规则规定的繁重义务和严厉处罚的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ISTI规定一定要对运动员进行适当通知的原因。通知的目的就是让运动员信服,进行兴奋剂检查的人员有权对其进行检查。运动员必须明确了解自己是被谁检查的,参加样本收集的每位官员都是经过样本收集机构适当培训、任命和授权的。在本案中,争议主要集中在样本收集人员是否得到授权和BCA是否适格。

3.2.1  通知的相关规则

   在对运动员的适当通知方面,ISTI中最相关的条款是关于有权检查机构、样本收集机构、DCO,DCA,BCA和样本收集人员的定义;第5.3.2条和5.3.3条“通知前的要求”;第5.4条“通知运动员的要求”和附件H“收集人员样本的要求”。由于目前没有公开的ISTI中文版本,所以将与本案争议相关的条款翻译如下,以供参考。

   有权检查机构:授权进行特定样本收集的组织,无论是反兴奋剂组织(例如,IOC或其他大型赛事组织、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国际单项联合会或国家反兴奋剂组织),或根据反兴奋剂组织的授权和规则进行检测的另一组织(例如,国际单项联合会的成员国家单项防会)。

   样本收集机构:负责按照ISTI要求收集样本的机构,不论是有权检查机构本身,或另一个检查机构(例如第三方承包商),而有权检查机构已授权或分包该等责任(但有权检查机构须始终根据《反兴奋剂条例》负有最终责任,遵守ISTI有关收集样本的规定)。

   样本收集人员:是一个集合名词,指样本收集机构授权在样本收集活动中履行或防助履行职责的合格官员的总称。

   兴奋剂检查官(Doping Control Officer,DCO):经样本收集机构培训并授权履行ISTI中赋予DCO的检查和调查职责的官员。

   采血官(Blood Collection Officer,BCO):有资格并经样本收集机构授权从运动员身上收集血液样本的官员。

   陪护员:经样本收集机构训练和授权执行下列一项或多项具体职责的官员(被样本收集机构选中)—通知被选定进行样本收集的运动员;陪同和观察运动员直至到达兴奋剂检查站;陪同和/或观察在兴奋剂检查站的运动员;如果训练使他/她有资格这样做,见证和核实样本的提供。

   5.1运动员通知的目的是确保被选中检查的运动员得到第5.4.1条所概述的样本收集的适当通知,运动员的权利得到维护,没有机会操纵所提供的样本,并且通知是有据可查的。

   5.3.2样本收集机构应任命和授权样本收集人员进行或防助进行样本收集,这些人员应接受过指定相关职责的培训,与样本收集的结果没有利益冲突,并且不是未成年人。

   5.3.3样本收集人员应持有由样本收集机构提供的官方文件,例如一份检查机构的授权书,以证明他们有权从运动员那里收集样本。DCO还应携带补充身份证明(例如样本收集机构的身份证明、驾驶执照、健康证、护照或类似的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明应包括姓名、照片和身份证件的有效期限。

   5.4.1当初步接触时,样本收集机构、DCO或陪护员,应确保运动员和/或者第三方(如根据第5.3.8条要求)被告知:……(b)样本收集工作由哪个机构负责;……

   5.4.2接触时,DCO/陪护员应:……(b)使用第5.3.3条提到的文件向运动员表明自己的身份;……

   7.4.6在样本收集结束时,运动员和DCO应签署适当的文件,以表明他们的满意程度,即文件准确地反映了收集运动员样本的细节,包括运动员表达的任何问题。如果运动员系未成年人,运动员代表(如有)和运动员应签署文件。在运动员样本收集期间有正式作用的其他在场人员可作为过程见证人签署文件。

   附件E—采血

E.1收集运动员血液标本应确保:a)符合国际公认的医疗机构标准防护措施的相关原则,并由合格人员收集,以保证运动员和样本收集人员的健康和安全不受影响;……

   附件H—样本收集人员要求

   H.2对样本收集人员的要求首先是发展样本收集人员的必要能力,最后是提供可识别的认证。

   H.4要求资格和培训

   H.4.1样本收集机构应:a)确定DCO,陪护员和BCO职位所需的能力和资格要求;b)为所有样本收集人员制定职责说明,概述其各自的职责。最低要求:(i)采样人员不得为未成年人;(ii)BCO应当具备进行静脉采血所需的适当资格和实际技能。

   H4.4样本收集机构应保存所有样本收集人员的教育、培训、技能和经验记录。

   H.5要求认证、再认证和授权

   H.5.1样本收集机构应建立一个认证和再认证样本收集人员的制度。

   H.5.2样本收集机构应确保样本收集人员已完成培训课程,并熟悉ISTI(包括H.4.3.4条适用的情况,从不同国籍运动员处采集样本),才能予以认证。

   H.5.4只有拥有样本收集机构认可的认证资格,样本收集人员才可获得样本收集机构授权代表样本收集机构进行样本收集活动。

3.2.2  授权的合法性

3.2.2.1  争议观点

运动员方认为,DCA及BCA没有向运动员出示IDTM出具的正式授权文件,因此,样本采集程序不是按照ISTI规定进行的;现场没有获得正式授权的DCA,因此无法收集尿样;DCA拍摄运动员照片及视频的行为十分不合适;由于BCA没有IDTM授权,也没有当地抽血资质(基于其出示的文件),因此已采集血样不可以被带走检测。孙杨不构成违规。检查官和IDTM明显地、不公平地背离了样本收集的严格程序性义务,行为不当,违反了反兴奋剂规则,对运动员造成了潜在的损害。

   指控方则认为,运动员得到了适当的通知。向运动员出示的2018年FINA通用授权书就是样本采集人员需要向运动员出示的的全部证明文件。当DCA和BCA与经过适当认证和适当授权的IDTM DCO一起参加样本采集时,不需要向运动员出示任何额外的授权文件。原因如下:

   一、引发争议的术语“样本收集人员”(Sample Collection Personnel)一词根据ISTI规定,是一个集合名词,指样本收集机构授权,在样本收集活动中履行或防助履行职责的合格官员总称。这个术语,涵盖了检查团队的所有成员。ISTI并不要求检查团队的每个成员都得到IDTM授权,只要样本收集人员作为一个整体拥有授权即可。FINA向IDTM提供的通用授权书(2018年度)是样本收集人员作为团队收集运动员样本的唯一授权书,作为正式文件,其中载有样本收集人员向运动员收集尿液和血液样本所需的所有授权。

二、根据ISTI5.3.3条,样本收集人员(作为一个集体)应做到:(1)样本收集人员应持有由样本收集机构提供的官方文件,例如检查机构的授权书,以证明他们有权从运动员那里收集样本,本案中DCO向运动员出示了FINA给IDTM的2018年通用授权书;(2)检查官必须持有有效身份证明和IDTM认证(检查官证或章)。DCO卡由IDTM发放,证明检查官已经受过IDTM培训并被授权代表IDTM工作。它的有效期为一年,必须始终在执行任务时出示。FINA认为,这两个条件都已经满足。因为ISTI5.3.3条明确要求DCO持有补充身份证明,如果要求检查团队的每个成员都持有个人授权书,第5.3.3条也会明确说明这一点。由于第5.3.3条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而且“样本收集人员”是对整个检查团队的集体定义,因此,整个检查团队只需一份授权书就足够了。DCA和BCA不需要向运动员出示额外的IDTM正式授权文件。

   三、每一个参与检查工作的DCA和BCA,他们必须签署一份“保密声明”(Statement of Confidentiality, SOC),为IDTM记录DCA和BCA是由DCO适当任命和培训的。SOC是IDTM内部文件,使签署者成为IDTM库中适当的成员,可成为潜在的IDTM官员,可行使该年度检查任务,SOC有效期为一年,在检查活动中不需要向运动员展示。2018年9月1日,IDTM拥有两名DCA和BCA签署的SOC。

3.2.2.2  争议分析

   关于样本采集人员是否经过合法授权,DCO,DCA和BCA是否根据ISTI规定向运动员提供适当的IDTM文件证明他们有权从运动员采集样本,确实出现了条款间的矛盾和操作下的瑕疵。

   根据ISTI对术语的界定,“样本收集人员”的确是一个集体术语,但联系ISTI其他章节,FINA关于第5.3.3条“只要求一份授权文件”的说法可能不能成立。

   一、ISTI的定义要求,组成样本收集人员的每一名官员事先应得到IDTM授权,被列入IDTM的人才库中。此外,每名官员都应得到IDTM的“任命和授权”(第5.3.2条),每名官员将得到IDTM的“可识别认证”(附件H.2)。ISTI附件H.5要求样本收集机构必须向将来可能成为样本收集人员的每一位官员提供“可识别的认证”(identifiable accreditation),这种认证必须及时更新。这种“可识别的认证”可不是个人身份证明,IS-TI所使用的“认证”一词是指样本收集机构产生的一份文件,该文件表明该官员(无论将履行何种职责)已经受到样本收集机构对其职责的适当培训。由DCA和BCA签署并保存在IDTM总部档案中的SOC就符合此规定。

二、第5.3.3条第一句提及“样本收集人员应提供由样本采集机构提供的正式文件证明他们的权威性”(Sample Collection Personnel shall have official documentation,  provided by the Sample Collection Authority,evidencing their authority to collect a Sample from the Athlete,such as an authorization letter from the Testing Authority)。其中,“their”这个词是复数形式,改变了对样本收集人员的界定;官方“文件”用的是“documentation”也是复数形式,如果只需要一份文件就足以证明样本收集人员作为一个集体获得IDTM适当授权,则应使用“a document”单数形式来表述。

   三、FINA绝对需要出具通用授权书以便将一段时间内的样本收集工作授权委托给IDTM,否则IDTM作为商业机构没有兴奋剂检查权。但这还不够。ISTI规范的是所有兴奋剂检查的情况。在需要将权力由有权检查机构(例如国际单项联合会或国家反兴奋剂机构)转移至样本收集机构(如IDTM)的情况下,都会产生类似的授权书。但是当有权机构同时也是样本收集机构时,则不存在机构间的授权,不会有“来自有权机构的授权书”。如国际单项联合会自己对该项运动所属运动员进行检查,或国家反兴奋剂机构对该国运动员进行检查的情况。如果以FINA对第5.3.3条第3款所要求的“授权”的解释为准,则在检查任务中,如果有权检查机构也是样本收集机构,则根本不需要授权就可以进行兴奋剂检查了,那么运动员如何识别兴奋剂检查官?

   四、第5.3.3条规定,“正式文件”应由样本收集机构提供。FINA的通用授权书来自FINA而不是IDTM,IDTM提供的FINA授权书不是IDTM出具的,IDTM只是把它传递过去,以表明其得到授权。IDTM作为样本收集机构,负责任命和授权将成为样本收集人员的每一个官员,向运动员出示的官方文件应由IDTM提供。IDTM没有向DCA和BCA提供任何文件,所以他们也没有任何文件可以出示给运动员。

   五、只要向运动员出示FINA给IDTM的通用授权书即可满足ISTI5.4.1(b)条。而5.4.2(b)条要求样本收集人员每个人(DCO和/或DCA},使用“第5.3.3条所述文件”(documentation referred to in Article 5.3.3)表明自己的身份,documentation是一个复数,它不仅是FINA通用授权书,也不仅是5.3.3条第二句中提到的DCO补充身份证明。陪护员及所有其他参加检查的官员,必须出示样本收集机构提供的“官方文件”,以证明他们从运动员那里收集样本的权利。第5.3.3条第一句描述了样本收集机构提供的必要的“官方文件”,证明他们有权从运动员那里收集样本;第二句描述了DCO必须携带的额外补充身份证明。“官方文件,证明其有权从运动员处收集样本”应包括:(1)FINA授予IDTM作为样本收集机构的证明;(2)IDTM授予每个官员权力,派遣他们去执行检查任务,收集运动员样本。

   六、在分析ISTI要求时,需要区分适当的身份确认(该官员是谁)、适当的任命(该官员担任特定职务)和适当的授权(允许该官员担任特定职务,包括接受适当的培训和具备适当的资格)。这些证据才能证明样本收集机构、检查官和将提供样本的运动员与正在进行的检查任务之间存在明确的联系。仅靠DCO口头向运动员说明“他们与我在一起,我将负责,一切都很好”是不够的。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FINA听证专家组认为,运动员没有得到DCO的适当通知。其他参加样本收集的人员未能符合ISTI中关于通知的规定。没有向运动员出示IDTM适当授权的正式文件来确定DCA和BCA的身份。由于缺乏适当的通知,因此IDTM在2018年9月1日代表FINA进行的样本收集工作没有正式开始。提供尿液样本的要求没有得到妥善执行;最初收集(后来销毁)的血液没有经过适当授权,因此不适合作为“样本”。因此,IDTM于2018年9月1日发起的样本收集活动是无效的,不构成兴奋剂违规。

3.2.3  BCA的适格性

   ISTI E.4规定,BCO应当具备进行静脉采血所需的适当资格和实际技能。WADA《血样收集指南》规定,涉及血液的程序,如果当地的标准和要求超过以下所列的要求,则必须符合当地有关医疗机构预防措施的标准和监管要求。2018年9月4日BCA成功采集了孙杨的血样,BCA显然知道如何采血,而且完成得很好,但问题的关键在于:(1)BCA是否具有在当地合法抽血的资质;(2)BCA是否向孙杨出示有效力的资质证明;(3)BCA是否得到IDTM认证。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案中采血助理涉嫌携带证书不合格和异地执业。首先,BCA只提供了2009年浙江省颁发的《护理学专业技术资格证》,没有携带《护士执业证》。《护士执业证》是护士上岗证,《护理学专业技术资格证》则是护士的职称证书。《护士条例》第7条规定,护士执业,应当经执业注册取得护士执业证书。《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办法》第2条规定,卫生部负责组织实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国家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是评价申请护士执业资格者是否具备执业所必须的护理专业知识与工作能力的考试。考试成绩合格者,可申请护士执业注册。BCA也许拥有合法的资质并拥有《护士执业证》,但是她没有根据ISTI要求,提供明确的证据证明她拥有从运动员处采血的资质。血样采集人员没有合法资质并且没有向运动员出示其资质,是取消血样采集任务的合理依据。血液由未经授权或未获合法资质的BCA、BCO采集,不属于“样本”,不能用作反兴奋剂检测目的,只是从运动员身上获得生物材料。其次,BCA的注册执业地为上海,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能在浙江进行抽血。《护士条例》第28条规定,不允许未取得护士执业证书的人员或者允许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执业地点变更手续、延续执业注册有效期的护士从事诊疗技术规范规定的护理活动。

   另外,FINA听证专家组对BCA这一概念提出了疑问,因为ISTI没有在任何地方对BCA进行规定,只有BCO的规定。BCA显然是IDTM的独家概念。为什么会同时出现BCO和BCA两个概念?IDTM承认在任务中,BCO同时也是DCO时,IDTM会给BCO/DCO出具官方文件证明其从运动员处采血的权力。这种官方文件与DCO取得的官方文件类似。BCA既然与一般的BCO承担同样的角色和责任,只负责抽血,只不过名字不一样,为什么当晚BCA没有IDTM给BCO的授权文件?清晰定义这一现象,并严格遵守ISTI中的术语,会有效避免这些疑惑。

   在听证中运动员方证人被问及,如果中国反兴奋剂这些派出的护士在采血时不出示执业证书也是违法吗?这个问题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是这样解决的。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第34条授权兴奋剂检查工作人员按照兴奋剂检查规则实施兴奋剂检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运动中兴奋剂管制通则》第30条规定,反兴奋剂中心依照有关规定对检查工作人员实施招募、培训、资质认证、派遣、监督、考核、奖惩等方面的管理。国家体育总局《兴奋剂检查官管理办法》第22条规定,血检官应具备国家认可的采血资质。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在审查血检官国家认可的采血资质后,向血检官发放检查官证,反兴奋剂中心每年对检查官实施资格认证。因此,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血检官会在检查时出示他们的兴奋剂检查官证件和授权书,这种做法得到了运动员的认可,这也是孙杨在听证中提及的。至于中国血检官甚至是队医异地行医如何得到《护士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豁免,则需要另行论证。

3.3  指南的非强制性

   WADA《血样收集指南》2.3条规定,符合资格的DCO可执行指派给BCO的职责。要求:具有相关公共当局认可的血液采集资格,并具有样本采集经验;得到授权收集机构批准进行血液收集。

   WADA认为,《血样收集指南》并不是强制性的或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WADA将反兴奋剂法规体系分为三类:(1)《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作为全球反兴奋剂政策的协调文件,具有“宪法”意义;(2)随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禁用物质和方法清单》,以及各种强制性国际标准,包括《签署国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国际标准》《实验室国际标准》《治疗用药豁免标准》《保护隐私和个人信息标准》《国际检查与调查标准》等;(3)WADA制定的示范规则(rules)、指南(guidelines)和防议(protocols),为签署国提供反兴奋剂计划若干方面的建议做法。

   WADA负责标准与协调的副主任Stewart Kemp,证词称,如WADA网站上明确标注的那样,指南就反兴奋剂项目几个方面向签署国提供了建议做法,这些指南不是强制性的,不具法律约束力,但是为反兴奋剂机构程序的实施提供技术指导,确定什么是普遍认可的良好做法和遵从WADA程序的检查。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反兴奋剂规则要求高于IDTM,但IDTM不需要遵守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规则。

   WADA关于指南的非强制性并非一个强有力的论点。首先,即使指南不是强制性的,但指南规定,虽然样本收集过程可能与所提供的建议可以略有不同,但强制性ISTI规定适用于保持样本的完整性,并确保运动员和样本收集人员的健康和安全不受影响。强制性的ISTI中也就通知程序和授权进行了规定,并且FINA听证专家组裁决指出IDTM在遵循这些规定方面存在问题。其次,运动员在样本收集方面的重要保障就是WADA的指南,这些指南也是WADA认可的正确做法,但WADA却指出这些指南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那么运动员权利如何保障?运动员被严格要求遵守反兴奋剂规则,但兴奋剂程序只是宽泛地适用于检查人员,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3.4  程序的偏离与对全局影响

   对孙杨的指控认为,通知程序即使有缺陷,也是轻微的,检查人员偏离指南的行为(在检查过程中拍照,以及检查文件的问题)在性质上都是微不足道的,不会影响收集的血样的完整性,也不应该使整个检查任务失效,也并不能证明孙杨的行为是正确的。程序的偏离不影响全局吗?

   整个兴奋剂规则体系是建立在“严格责任”基础上的,在许多情况下,都并不要求证明一个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真实性,就像在本案中,规则规定,并不需要问孙杨拒检的动机。严格责任应用于兴奋剂案,有一个在USA shooting & Quigley v Union International de Tir案中确立的原则,经常被引用。CAS仲裁小组在此案裁决中指出:“由于反兴奋剂斗争的艰巨,因此可能需要严格责任,规则制定者和规则实施者必须先从严格要求自己开始。可能影响专业运动员职业生涯的规则必须是可预见的,这些规则必须来自获得适当授权的机构,它们必须以遵守宪法为前提。它们不应该是在过程中不断模糊增长的产物。运动员和官员们不应该面对只能根据少数内部人士多年来的实际做法来理解的、错综复杂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规则。”CAS仲裁小组称这些合法性或确定性原则类似于《欧洲人权公约》第7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是体育善治的先决条件。Quigley案中体育组织被认为违反了这两项原则,反兴奋剂违规处罚被撤销。在过去25年中,这些原则一次又一次地在无数CAS案件裁决中被引用,对运动员的严格要求同样适用于体育组织。

   WADA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及在检查和调查等事项上适用的ISTI多达几百页,不是一张纸,而是一本书。这份极其厚重复杂的文件存在价值不仅仅是规范参与体育的运动员,也要对体育组织在反兴奋剂中的巨大权力进行规范。如同孙杨所述,“从我成为游泳运动员的20年以来,我一直靠刻苦训练去赢得荣誉,我接受了上百次兴奋剂检查,每一次都严格遵守规定,积极配合。我相信每一名运动员都有权要求兴奋剂检查人员和反兴奋剂组织遵守反兴奋剂规则”。

   2019年11月23日,FINA法律委员会主席Darren Kane在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发表专栏文章。认为《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及ISTI“必须得到公平、冷静和普遍的执行……这是游泳运动应得的,这是所有运动员应得的”,从而维护运动员权利。作为FINA的法律委员会主席,虽然他声明观点仅代表个人,但这种发声也是极不寻常的。

这种关于公平的论点可能是孙杨案件中最强有力的抗辩。2019年11月,在世界体育反兴奋剂会议上,除了通过2021年新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外,还通过了《运动员反兴奋剂权利法案》(Athletes’Anti-Doping Rights Act)和《保护隐私和个人信息国际标准》(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运动员反兴奋剂权利法案》11.0条规定,“在样本收集过程中,运动员有权查看兴奋剂检查官的身份,有权要求提供更多关于样本收集过程的信息,被告知进行样本收集所依据的机构的权利……”这两个新规则的出台,显然意味着运动员群体对反兴奋剂过程中自身权利保护的强烈要求,WADA也注意到这种变化并顺势加强了对运动员权利保护。

在巨大的压力或诱惑下,运动员兴奋剂作弊屡禁不止,和反兴奋剂机构上演着你追我赶的猫鼠游戏。检查和检测总是在背后追赶着作弊者。随着兴奋剂使用技术不断提高,在赛前停止用药,赛内检查出违禁率很低。因此,赛外检查能够让运动员没有时间把一些药物代谢到检出限以下,对控制兴奋剂使用,维护公平竞争和体育形象是必不可少的。但《反兴奋剂条例》允许反兴奋剂机构突然对运动员实施不事先通知的赛外检查,要求运动员申报行踪并且与之保持一致,使用行踪申报制度监督运动员,这些规则一定程度影响着运动员的隐私,妨碍他们的活动自由。反兴奋剂机构需要在保护运动员个体权利与维护体育形象和良好秩序间取得平衡。而利益平衡的最佳方式,就是制定公平合理的反兴奋剂规则,然后各方严格按照规则执行。

CAS仲裁员Philippe Sands在听证中一再追问孙杨方:IDTM 和FINA按照同样的授权已经采集了大量的样本,如果承认IDTM 的授权无效,你认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言下之意,IDTM 做过64000次同样的检查,如果CAS裁决孙杨案通知程序不合法,那么先前其他由IDTM 所进行的检查,运动员是否可以以程序瑕疵为由挑战阳性结果?以至于如同开闸洪水一样无法控制?孙杨方认为,孙杨这一个案样本采集中发生的问题是独一无二的,这些问题给了他充分的理由采取行动维护自己的权利。

Philippe Sands这种忧虑不无道理。但从运动员权利保护方面出发,如果IDTM 的通知程序是不适当的,在执行了若干年后才被运动员挑战,那作为维护体育中公正公平的CAS为何要让个体运动员为体育组织的过错买单?反兴奋剂程序上的瑕疵如何完善是反兴奋剂机构的责任,为何要由运动员来给出解决困境的办法?

CAS这样的一个民间仲裁中,仲裁员是否有必要考虑案件的影响力,以及对后续反兴奋剂工作的影响?显然兴奋剂仲裁不是一般的民商事仲裁,可能要考虑到案例对整个反兴奋剂工作的示范作为。如果CAS过于强调此案判决对反兴奋剂制度的影响,而不是运动员的权利,那么WADA是否也需要接受这样的追问:在兴奋剂检查官员的资格认证、培训等方面到底存在多少缺陷,有多少运动员的样本被不合规地处理?到底有多少运动员被长期禁赛,正是基于这样取得的样本?

3.5  规则不清晰的解释

在孙杨案中,关于什么是合法授权,各方各执一词,引发了滔滔不绝的论证和辩论。反兴奋剂规则不清晰时,应按照“严格责任”做有利于体育组织的解释,还是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做有利于运动员的解释?

兴奋剂处罚非常严格,甚至是“准刑事性”的。首先,兴奋剂处罚涉及运动员的重要利益。兴奋剂处罚的停赛、罚款和向全世界公布该运动员的“欺骗”行为,涉及了运动员在工作、声誉和财产方面的重要利益。运动员轻则被短期剥夺从业权,重则终身禁赛。对于国家级和国际级运动员来说,他们从事的是像律师、会计师一样的职业,被判不能参加体育竞赛,相当于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其次,兴奋剂处罚包括道德谴责。体育中的纪律处罚严重性有所不同,抢跑被罚下也是处罚,但远不如兴奋剂处罚严重。运动员被控兴奋剂违规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运动员的声誉会受到影响,被处罚的运动员将长时间被排除在该运动之外,甚至被认为“有罪”的污点在禁赛结束后仍然长期存在。运动员有兴奋剂违规污点,退役后转任教练员很可能会受到用人单位的怀疑和拒绝。最后,兴奋剂处罚实行“严格责任”原则,即一旦确认服用兴奋剂的行为,对有关运动员进行处罚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不需要考虑其是否有过失,严格责任的实施是反兴奋剂现实的无奈选择,但对于运动员来说十分严酷,应有必要的措施来平衡严格责任对运动员的苛刻。在公平与效率的权衡中,严格责任原则更侧重于效率,而反兴奋剂需要更完善的制度来保证公平,维护运动员权利。

一般而言,处罚越严格,就应该给运动员越多的保障。兴奋剂处罚既然是“准刑事性”的,那么兴奋剂处罚在规则不够清晰导致争议的时候,应该仿照刑事处罚“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即因为立法不明导致解释不清的后果不应由被告承担。“当模棱两可的措辞或者模糊的语句就其含义留下了一种合理的怀疑,而解释的原理又无法解决时,怀疑之益应当给予公民”。

反兴奋剂的立法者由于没有使用能够让人理解清晰的表述,遇到疑难案件时就不能将规范适用不利的后果分担给规则的接收人,即运动员。因为规则的制定者拥有立法的巨大权力,同时也负有责任,让反兴奋剂规则制定者对规则存疑负责,是罪刑法定主义的产物。因为根据权利与责任对等原则,既然立法权归属于体育组织,规则存疑的责任自然应由立法者来承担。在规则含糊的情况下,规则制定者因未能满足这一要求而存在失职,当然应就此承担责任。

3.6  令人信服的理由

WADA认为,孙杨拒检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Compel-ling justification),孙杨的担心没有说服力,因为他是在取样后才提出来的。从逻辑上讲,如果检查人员的行为如此明显的错误,他们很可能从整个过程开始就表现出来了,为什么孙杨对兴奋剂检查的担心只是在样本被检查后才显露出来?而这个过程总共持续了4个多小时?

WADA引用了CAS 的一个先例Laura Dutra de Abreu Mancini de Azevedo v FINA案。在该案中,一名游泳运动员拒绝接受检查,CAS建议对“令人信服的理由”应作限制性解释:“毫无疑问,我们认为兴奋剂检查和兴奋剂控制规则的逻辑要求并期望,只要身体、卫生和道德方面允许,即使运动员反对,也应该提供样本。如果不这样做,运动员将以各种理由拒绝提供样本,使检查无法进行。”

CAS建立了一个标准,关于“令人信服的理由”的适用检验标准在性质上是客观的,不是基于运动员的行为是否出于善意,而是基于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否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使他们不进行检查。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标准,除非出现真正的运动员别无选择的情况,否则运动员的首要责任是遵守兴奋剂检查。该辩护很难成功,少数成功的先例是United States Anti-Doping Agency v Jonathan Page案中,自行车选手错过了赛后检查,当时运动员在比赛中摔倒造成脑震荡,兴奋剂检查人员也没有通知运动员他的名字在赛后检查名单上,这些情况使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听证专家组做出有利于运动员的裁决。

CAS先例建立的关于“令人信服的理由”标准确实是对孙杨不利的因素。因为近年来,CAS裁决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有遵循先例(Principle of stare decision)的传统,从2003年开始至今的裁决,几乎每个案件的裁决都参考了一个或若干个CAS先例。如2000-2010年CAS发布的田径项目兴奋剂裁决中,23份裁决有17份援引了先例,而且援引先例的裁决没有出现明显与先例相背离的情况。CAS仲裁依赖先例的指引,可以维持行业秩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先例主要在仲裁庭进行法律适用的自由裁量时发挥指引作用,在法律适用的条文性依据不足时作用显著。值得注意的是,仲裁小组中是否有部分或全部成员来自判例法国家,并不影响是否做出援引先例的选择,许多大陆法系背景的仲裁庭也频繁援引先例,所以孙杨案中来自大陆法系国家意大利的首席仲裁员并不会成为援引先例的障碍。

在本案中,运动员方就此的可行抗辩就是认为争议存在着身体、卫生或道德不允许的情况,构成“令人信服的理由”。没有授权文件的DCA和BCA,穿短裤拖鞋并私拍照片的DCA,没有出具《护士执业证》的BCA,可能让孙杨和随行人员对兴奋剂检查卫生和道德方面的安全产生了怀疑。如姜熙在公众号“体育法苑”发文《一个孙杨案的思考视角:运动员生物信息数据保护》所称,国际体育组织在运动员数据保护方面做得并非无懈可击,俄罗斯黑客曾经攻击WADA数据库,并且取得和公布了大量的运动员医疗豁免的档案。而在本案中,本应保密的FINA兴奋剂仲裁庭裁决书被全文泄露给媒体,FINA 也没有有效的后续补救措施。运动员在反兴奋剂检查中提交的血样和尿样都包含着个人基因信息这样重要的隐私信息,如果误入别有用心者手中,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

3.7  孙杨的“无动机”

WADA在CAS听证时指出,孙杨经历了多次检查。为什么众多其他运动员都能顺利检查,唯有孙杨对这次检查反应特别强烈?WADA强调,IDTM 作为检查机构使用同样的文件进行了多达19000次兴奋剂检查,没有出现孙杨案类似的情况。WADA的证人、IDTM 市场开发经理Neal Soderstrom在CAS听证中指出,IDTM 自1999年开始接受FINA委托实施赛外兴奋剂检查,一直使用同样的文件,FINA未对其检查文件提出异议。除了孙杨提出质疑外,没有其他运动员就检查文件提出过质疑。2012-2018年,孙杨经历了180次兴奋剂检查,其中117次是赛外检查,赛外检查有60次是由IDTM 的代表进行的。孙杨在同样的程序下进行了许多此类检查,除了在2017年的一次检查中,孙杨与一名检查官就其身份认证问题产生了分歧,其他59次都平安无事。为什么本次孙杨的反应方式与众不同?虽然WADA认为这是一起篡改案件,但孙杨这一程序违规行为的动机是否因为他现在有东西要隐瞒,而他的样本可能会揭露这一事实?

无论是WADA上述追问,还是国外媒体及运动员对孙杨砸血样行为的强烈反应,都隐含着“孙杨做贼心虚,试图通过不接受检查掩盖自己使用兴奋剂事实”的推断。这种推论完全是可以驳斥的。因为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4条规定,“注册检查库中的运动员在十二个月内累计三次出现《检查和调查国际标准》所定义的错过检查和/或行踪信息填报失败”,构成“违反行踪信息管理”。那么除非孙杨在此前12个月内已经有2次错过检查,否则如果孙杨真的做贼心虚不敢接受检查,按照他作为一个国际级运动员对反兴奋剂规则的了解,完全可能通过不出现在检查官面前来逃脱处罚。即使他不出现,也只会构成一次错过检查,不至于被处罚,除非他在12个月内已经有2次错过检查。那么孙杨在2018年9月4日之前的12个月内是否存在2次错过检查呢?由于运动员12个月内错过检查3次才构成兴奋剂违禁,一次错过检查不构成违禁,所以错过检查信息并不公开,但WADA显然是掌握的。如果孙杨存在此前12个月有2次错过检查,那么这是指控孙杨的有力证据,WADA的指控肯定不会漏掉如此有力的证据。WADA对此完全没有提及,可以推出孙杨不存在这种情况。据了解,孙杨也确实不存在此前12个月2次错过检查的情况。因此事发当晚,如果孙杨意欲逃避检查,完全具有“不出现”操作的可能性,因为他毕竟没有被检查官堵在屋里无处躲避。他只要不出现,就可以平安化解被检测出违禁物质的风险,为何偏偏要送上门来被检查,再砸安全容器呢?孙杨在接到检查要求后,主动赶回家,说明他没有躲避检查的故意。其后他接受了抽血,也说明他原本是打算配合检查的,所以孙杨没有逃避检查的动机。孙杨的确是因为对DCA和BCA的资质产生了怀疑,才会拒绝检查。

但是,孙杨“没有逃避检查的动机”能否使其脱罪呢?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由于反兴奋剂工作的复杂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1.1条规定,“确保没有禁用物质进入自己体内,是每个运动员的个人责任。运动员应对从其体内采集的样本中发现的任何禁用物质或其代谢物或标记物承担责任。因此,依照条款2.1,没有必要为证实运动员的兴奋剂违规而阐明运动员的企图、过错、疏忽或故意使用”。根据本条款,确定兴奋剂违规行为并不考虑运动员的过错问题。本规则参考了CAS诸多判决中的“严格责任”原则。运动员的过错应根据第10条在决定违反反兴奋剂规则后果时予以考虑。这一原则得到CAS的一贯支持。这就意味着,讨论运动员是否违规时,并不考虑他的动机,如条款2.3释义中所阐述的,如果运动员被确认通过蓄意躲避兴奋剂检查人员来逃避通知或检查,此行为即构成兴奋剂违规中的“逃避样本采集”;“未完成样本采集”的违规,既可能是故意的,也可能是由于运动员的过失而造成的;而“逃避”或“拒绝”样本采集,则认定运动员是故意的。如果运动员确实没有故意,则在量刑时,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条例》10.3.1条规定予以减轻,违反条款2.3或2.5的行为,禁赛期为四年。如果未完成样本采集,而运动员能够证实该兴奋剂违规行为不是故意(如条款10.2.3的规定)实施的,那么禁赛期为两年。

正因为反兴奋剂规则的严格,所以孙杨在事发当晚的行为被FINA听证专家组称为是“极端愚蠢的”,因为他未来的运动生涯可能会因此受到巨大影响。对于孙杨来说,哪怕只因禁赛无法参加东京奥运会,都是极大的损失。

既然判断兴奋剂违禁不问动机,那么论证孙杨没有动机是否全无价值?当然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不仅仅是在舆论上重塑孙杨的形象,证明他不是“兴奋剂骗子”,而且在听证中,仲裁员需要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来自由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能够说服仲裁员孙杨并无逃避检查的故意,不但在量刑中有价值,甚至会影响到定罪。例如在佟文案中,虽然佟文最终以程序权利胜诉,但其实此案阳性物质为克伦特罗,律师提供的证据链,如奥恰洛夫案的先例、运动员测谎、中国瘦肉精污染情况等,使仲裁小组倾向于认可佟文的阳性结果是误服被污染的肉类导致的,但是仲裁小组无法认定确系污染肉制品所致,在仲裁员心理天平倾向于佟文的情况下,最终佟文以程序瑕疵成功免于处罚。因此,对孙杨“无动机”的推论是有价值的。

但是,不得不说,在“无动机”的前提下,孙杨当时的做法绝非理智选择。虽然运动员和他的随行人员都认为,当晚检查结束时,“他们相信(也许是天真地相信),他们在关于谁是正确的辩论中取得了成功,他们认为最终说服了DCO和IDTM 让步,接受了运动员的立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问题复杂而有争议的时候,把整个运动生涯押在自己能够判断正确上是一场巨大而愚蠢的赌博”。从保护运动员的角度出发,孙杨及其团队万一对现场事件的判断出现了误判,赌上的就是孙杨28岁以后的职业生涯。目前的国际反兴奋剂体系中,运动员个人在强大的体育组织面前是弱小的,尤其是严格责任的实行,运动员对抗规则可能要付出禁赛的代价。既然没有掩盖兴奋剂使用的必要,那么孙杨对现场的判断很可能是情绪化的,尤其是后来得到了随行团队的支持。一个久经沙场百年不遇的天才游泳运动员在这样一次赛外检测中押上自己的运动生涯,这种风险不值得的。

至于WADA律师一直在CAS听证中询问孙杨,之前的药检是否全部材料齐全,“我们的疑问是,IDTM 对你药检了60次,但你唯一一次有疑问的就是这一次采集,其他任何一次好像都没有类似的问题,是这样的吗?”“在你的记忆当中,其他59次IDTM 的药检中,他们是否向你出示过不同的证件?”这个问题运动员可以从下列方面驳斥:一,药检程序需要严格按照ISTI规则,由有权检查机构、兴奋剂取样机构和检查官履行,这是以上各方按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应承担的责任;二,运动员之前没有做出类似本次的举动,并不表示IDTM 之前的做法是正确的。运动员对反兴奋剂程序的认识是不断加深的,运动员已经在第59次检查,即2017年检查时对同样的问题提出了抗议,说明了运动员对此问题的忧虑是由来已久的。此前的检查也没有发生过DCA拍照的情况,这也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3.8  孙杨的前科问题

WADA认为,孙杨不应该依赖他的随行人员和队医,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国际运动员,知道篡改样本的后果。孙样辩称自己没有意识到取回样本的后果。WADA认为,很难相信一位经验丰富的国际选手能够合理地持有这种观点,因为他在多个场合接受过反兴奋剂教育,并因违反反兴奋剂规定而接受过纪律处罚,不可能不知道他的行为会造成什么后果。孙杨还指出,他向随行人员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并且按照他们的建议行事。根据反兴奋剂的严格责任原则,即使运动员真诚地依赖于熟悉他们的队医的专业知识,决策的后果还是要由运动员来负责。此外,WADA指出,孙杨误服曲美他嗪被禁赛3个月就是队医巴震的不良建议和不作为导致的。

的确,如WADA所言,孙杨拒检的结果,无论是否是在随行人员建议下进行的,无论其队医是否专业,其后果都要由孙杨承担,这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指控方和媒体多次提到了孙杨的前科。兴奋剂违禁前科对孙杨此案会有什么影响?所谓孙杨的前科,是孙杨于2014年5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时接受赛内检查,A瓶尿样含有违禁物质曲美他嗪。曲美他嗪是一种刺激剂,2014年1月被列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禁用清单》,属于赛内禁用的特定物质。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听证委员会组成听证专家组,对此案进行了听证。孙杨提供了误服曲美他嗪的证据。孙杨心肌炎后存在心肌缺血的情况。其后孙杨遵医嘱一直使用处方药物“万爽力”(盐酸曲美他嗪)改善症状。盐酸曲美他嗪适应症为心绞痛发作的预防性治疗,眩晕和耳鸣的辅助性对症治疗,一直为运动员可以使用的药物。该物质于2014年1月1日起才被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纳入禁用药物清单,成为“赛内禁用物质”。而孙杨及其队医对此变化没有关注,孙杨仍然继续服用该药,导致兴奋剂阳性结果。医疗记录和专家证言等证明了孙杨使用该药物为治疗目的。听证专家组认为,孙杨对“万爽力”含有违禁成分不知情,属于误服,这种误服符合WADA减免处罚的标准。孙杨对阳性的发生有过失,但无重大过错、无重大过失。孙杨的过失在于没有尽到注意义务:作为参加国际大赛的运动员,他对曲美他嗪进入禁药名单未能及时了解,导致误服。如果此药物列入兴奋剂清单,但运动员必须使用,运动员可以申请用药豁免。其后,孙杨被中国游泳协会禁赛3个月,他在全国游泳冠军赛上的1500米自由泳冠军被取消。这一处理结果当时WADA并未提出异议。

虽然孙杨2014年违禁是误服,但这一次违禁还是可能对本次拒检的处罚造成影响。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条例》10.3.1条规定,违反条款2.3或2.5的行为,禁赛期为四年。如果未完成样本收集,而运动员能够证实该兴奋剂违规行为不是故意(如条款10.2.3的规定)实施的,那么禁赛期为两年。WADA认为,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条例》10.7.1条规定,“对第二次违规的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其禁赛期应在以下三者中选择最长:(A)六个月;(B)第一次违规实施的禁赛期的一半,而不考虑根据条款10.6对该禁赛期进行的任何缩减;(C)如果是第二次违规,则将该行为视为第一次发生,予以两倍的禁赛期,而不考虑条款10.6规定的任何缩减”。10.7.3条规定,“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已经证实其无过错或无疏忽的兴奋剂违规行为不得作为违规行为计入本条款规定的多次违规”。

孙杨的误服,当时被认定为“无重大过错、无重大过失”,而并非“无过错或无疏忽”。因为10.4条释义规定,在下列情况下无过错或无疏忽不适用:……(B)运动员的私人医生或体能教练在未告知运动员的情况下给运动员施用禁用物质(运动员要对他们自己选择的医疗人员负责,并有义务告知医疗人员自己不得使用任何禁用物质)。所以孙杨第一次误服累计为兴奋剂违禁,导致本次拒检涉嫌第二次兴奋剂违禁。因此WADA才提出,由于孙杨之前2014年有一次兴奋剂违禁,按照10.7.1条规定应对孙杨禁赛2-8年。

3.9  商业公司外包兴奋剂检查

运动员方提出的IDTM 程序瑕疵真的无法避免还是因为商业利益没有做到?如果IDTM 的检查人员向孙杨出具了FINA向IDTM 的授权,以及IDTM 授权每个检查人员的证明,那么本案的争议可能就不会发生了。但是,与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为每一个检查官制证不同,IDTM 只为DCO制证,而不为DCA或BCA签发授权文件。在CAS听证的交叉质证环节,孙杨的律师问WADA以及IDTM,这次派出的人员是不是都有合法的证件?回答是,由于IDTM 还在运动员所在的国家聘请外包人员,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员都持有IDTM 资质,而不管他们是不是有相关的资质,这都是在IDTM 合法授权范围内的,除了DCO外,像BCO和DCA,也都没有义务向孙杨去出示他们的授权文件。过去这19000多次检查的过程当中都没有人对IDTM 的检查要求提出任何的质疑。

离开对规则本身的解读,从操作实际上看,为DCA或BCA签发授权文件很难做到吗?可能的确会比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给每个检查官制证要困难。但是,授权文件可以是纸质的,也可以是电子的,如同FINA 听证专家组所述,可以是下列各项的某种组合(或全部):带有照片和官员详细资料的徽章或卡片;印有样本收集机构名称和徽标及官员详细资料的特定授权表打印件;网站上官员的数字身份证、照片和授权;包括检查官团队执行任务详细资料的数字链接。既然为DCA 或BCA 签发授权文件并不难做到,IDTM 为何没有做到?

FINA将赛外检查的工作外包给了IDTM,IDTM 不是非营利机构,而是公司。作为公司首先要考虑到盈利和成本,在无人质疑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成本自然是最佳选择。IDTM 的官网介绍,其全球网络在100多个国家由500名医生、护士及/或抽血员组成,可确保检查能以最快捷及最经济的方式(fast and in the most economical way)进行。网站不止一处提到了检查的“经济性”。出于成本的考虑,IDTM一般在某个国家聘用兼职检查官,借以减少长期雇佣费用和差旅费。在我国兼职猫网站上有2017年招聘运动员检查专员(DCO)的信息,报酬为300元/小时,工作内容是“经过国际相关运动协会授权,抽取运动员血液及尿液送检”。同时,基于成本的考虑,IDTM 将选择和培训DCA 的任务交给了DCO,如在FINA 裁决中描述,DCO告诉运动员,“她指定了DCA,并且训练了DCA执行这次检查任务所负责的具体任务(仅仅是见证排尿和收集尿液)……DCA 签署了一份SOC,确认他的培训并确保保密;DCA明显与DCO一起执行任务,而DCO 是IDTM 的合法代表”。孙杨事件发生后,IDTM 检查中国运动员,就只让DCO一个人执行任务了——这种变化,是否表明IDTM 意识到,将选择和培训DCA、选择BCA的任务委托给DCO,存在着风险?

出于现实的考虑,由DCO招募、挑选、培训和授权DCA和BCA当然也是可行的。如果IDTM 信赖DCO,就应该授权DCO,让他们按照ISTI的规定在履行检查任务之前培训DCA和BCA。如果DCA经过妥善培训,就不会出现私自拍摄运动员照片的不专业行为。既然DCO在选择和培训DCA和BCA时代表样本收集机构行事,是样本收集管理机构的代理人,那么DCO应该可以向DCA和BCA个人提供样本收集机构授权文件,作为DCA 和BCA 经过培训和参加样本收集工作的证据。如果IDTM 不信任DCO,就应该自己培训和授权DCA和BCA。但无论如何,DCA和BCA应被培训和授权,并且授权文件必须出示给被要求提供样本的运动员。

另外,孙杨在CAS听证中指出,“那天晚上我只看到了FINA授权IDTM 的信件,但是我的英文并没有好到可以阅读所有东西,我没有在那个信件中看到我自己的名字”。FINA授权IDTM 的通用授权书中肯定不会有运动员的名字,WADA副主任STuART KeMP指出,“FINA向IDTM 发放委托采集样本的授权书时,不需要写清楚参与检测的运动员以及检测团队每位成员的名字。因为这比较困难,例如赛后药检,你只能等到比赛结束后才会知道哪位运动员获得第一名,需要接受药检”。但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赛内检测有固定的检查站和专门着装的兴奋剂检查官,其权威性一目了然,与赛外检查的情况大不相同。赛内检测不提供有运动员姓名的授权书有情可原,但是对于母语非英语的运动员,出具连运动员名字都没有的英语授权书,让运动员如何确认对方确实有权对自己进行检查?

长期以来,由于运动员对兴奋剂检查权威的天然尊敬,以及惧怕拒检的处罚结果,IDTM 的检查程序无人质疑,或者有人质疑,有关机构不置可否。比如孙杨在2017年的一次IDTM检查中就在兴奋剂检查表上投诉检查人员没有得到适当的认证和授权。当时他投诉的问题和本次争议的问题基本一致。根据近期对中国一些运动员单位访谈得知,对IDTM 检查官资质提出质疑的运动员不止孙杨一人,也有其他运动员认为只出具国际体育组织对IDTM 的授权书和检查官个人身份证明不足以证明检查官经过合法授权,准备拒检,只是这些运动员、教练员咨询所属的中国项目协会时,协会官员基于目前国际反兴奋剂斗争的严酷形势及反兴奋剂规则的严格规定,力劝运动员不要拒检。FINA和WADA指出,“运动员最明智的做法是在任何情况下均先遵从检查官的指令提供样本,然后再提出抗议,运动员有疑虑时也不要去冒着违规的风险拒检”。WADA认为,孙杨当时的反应是不合理和不必要的。他可以简单而正式地在兴奋剂检查表格上表达对他所看到的违规行为的不满,并利用这一正式抗议对兴奋剂样本的证据可采性提出质疑。事实上,一些运动员确实已经将自己的意见标注在兴奋剂检查单上,孙杨之前就这样做过,然而这种抗议并没有什么用处,孙杨在CAS听证称,这个主检官2017年在没有证件的情况下参与了他的检测,所以他在之后投诉了她,但是之后孙杨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他投诉这个事件的反馈。FINA的裁决也证实了这一点。这说明,如果不是孙杨这样见多识广、个性较强的运动员通过“砸血样”和公开听证的方式将对IDTM 检查程序的质疑带到公众面前,IDTM 还将会继续采用现有的方式采集样本。

IDTM 需要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执行检查任务,各个国家情况千差万别,有的国家可能注册护士奇缺,也可能是出于对效率和经济的考虑才做出目前的规定。客观现实虽然如此,但既然反对在体育中使用兴奋剂是奥林匹克大家庭的选择,那么体育组织就必须为这个政策买单,即使这是目前国际体育领域最昂贵的政策之一。

2018年,在IOC的推动下,国际检查机构(International Testing Agency ,ITA)成立,ITA 是一个独立的瑞士非营利组织,成立的初衷是用更独立、透明、专业的方式进行兴奋剂检查。启动资金来自IOC,后续资金则依靠于收取委托检查费用,ITA不仅负责奥运会的反兴奋剂项目,一些国际单项联合会,如国际举联等国际单项联合会也委托ITA 进行检查。出于成本的考虑,ITA的检查官也需要在被检查国家选择,但它会选择与该国反兴奋剂机构合作的模式,来保证检查官的质量。虽然IDTM 官网上FINA 还是IDTM 的客户,但据了解FINA已委托ITA进行兴奋剂检查。ITA 的成立是否意味着国际体育组织已经意识到,让IDTM 这种商业公司外包兴奋剂检查的做法,并非反兴奋剂的最佳选择?将关系到运动员荣辱与运动生涯命运的兴奋剂检查,交给营利性的商业公司,能否取信于运动员?

IOC与其他主要国际单项联合会,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形成的,是在现代体育尚处业余体育阶段发展起来的,体育组织结构松散,运作机制非市场化,组织成分不规范,组织行为多基于道德而非法制。其运作是由非专业的业余人士操控的。20世纪后期,国际体育所处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背景均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奥林匹克运动自身也发生了深刻变革。竞技迅速进入市场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文化产业,原本独立自治的体育组织开始全方位与社会发生接触。体育组织的既有形态及运作机制一下子无法适应这种发展变化,“贵族俱乐部”式的业余体育组织的各种问题纷纷呈现,在国际体育组织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转向善治改革时,遵守透明度、运动员参与和权利保护、申诉机制显然是其中最基本的原则。在反兴奋剂领域,WADA及其他反兴奋剂机构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新的问题仍然不断涌现。在法治框架下进行立法和制度建设,注重运动员参与和权利保护,体育组织严格执行规则的同时严格遵守规则,才能建立全球反兴奋剂的良好秩序。

4  结语

孙杨拒检,并没有隐藏自己用药的动机,而是认为IDTM检查人员没有资质。但是现行《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规定,故意拒检将被禁赛4年,非故意拒检将被禁赛2年。孙杨方认为,由于IDTM 检查人员没有适当通知运动员,所以这不是一个合法的检查,产生的样本并非合法样本;WADA则认为,即使通知程序有瑕疵,也构成合法检查,运动员应配合检查,事后提出抗议。本案的CAS仲裁员,将在两种冲突利益间寻找平衡,如果坚持程序正义、存疑有利于被告人、保护运动员权利原则,则裁决将有利于运动员;如果坚持反兴奋剂的严格责任、维护反兴奋剂工作的权威性和保护体育运动的最大利益,则裁决将有利于WADA。 

——摘自:韩勇,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诉孙杨案法律解读——《体育与科学》,2020.01

奥运会法律备战策略研究

奥运会备战是我国竟技体育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关乎我国竟技体育在国际体坛的地位。就近期而言,2020年东京奥运会是我国所要参加的一项重要国际性赛事,备战东京奥运会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竟技体育界的一项重要工作。2019年4月16日,2020东京奥组委官网公布了2020年奥运会竟赛日程,这意味着我国各参赛项目的备战工作已经真正地进人了倒计时阶段,东京奥运会备战工作也将更为紧锣密鼓地推进。

   奥运会备战是我国历届奥运会参赛前的重要准备工作。我国一直以来都高度重视奥运会的备战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就先后制定了《奥运争光计划纲要(1994—2000)》《2001—201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2008年奥运争光行动计划》以及《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这些就是针对奥运会的竟技体育发展战略规划,这些规划在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发展目标、主要任务等方面都进行了论述,是指导奥运会备战的周期性计划。奥运会备战工作是我国参加奥运会能否取得优异成绩的关键,以往的备战工作主要是围绕奥运会前运动员训练和参赛展开,从政策、经费、服务、人才、基地和器材五个方面对国家队备战进行系统保障,主要涉及训练、科研、医疗、后勤等事项。但是,随着国际奥委会治理的法治化趋势和国际体育法治的迅速发展,在奥运会等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备战过程中,法律备战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奥运会备战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因为随着国际体育治理的法治化,特别是国际体育仲裁院(以下简称CAS)体育仲裁实践的发展,以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以下简称WADA)反兴奋剂工作的法治化,当前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包括奥运会已经不仅仅是运动员之间的较量,各国代表团在体育法律领域的较量也将成为一个重要战场,这种较量不仅仅会出现在比赛场上,还会出现在赛场外;不仅仅会在赛事举行期间,还会在赛事举办前就拉开较量的序幕,甚至在赛事结束后较量都会继续存在。但是,一直以来,在奥运会备战中,法律备战工作都没有得到我国足够的重视。本文旨在以奥运会的法律备战策略研究为切入点,为我国建立奥运会法律备战机制进行分析,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尤其是在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提供法律保障。

1  奥运会备战中增加法律备战的必要性

1.1  法律备战是维护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当权益的需求

   国际体育法治快速发展,国际体育组织的体育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水准都在不断提高。为了适应这种国际体育治理的法治化趋势,特别是为了满足奥运会等国际大型赛事期间体育纠纷解决的法治化要求,各国都开始重视体育法治建设和国际大赛参赛时的体育法律保障制度建设。这是我国奥运会备战中增加法律备战的重要外部因素。基于这样的一种国际形势,以法律的手段应对奥运会期间出现的体育争议,维护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正当权益就成为了我们进行奥运会法律备战的内在需求。尤其是近年来,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所遭遇的不公平对待,如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4x100m接力赛的重赛事件和男子拳击运动员吕斌事件,以及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自行车运动员被误判导致金牌变银牌事件,都使得奥运会法律备战成为一种迫切需求。

1.2  法律备战是适应奥运会法治化发展的需求

   近年来,包括国际奥委会、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在内的诸多国际体育组织都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改革目标就是使自己的治理实现法治化。国际奥委会一直在力图倡导奥运会的法治化发展,国际体育仲裁院(以下简称CAS)最初的建立就是为了让体育纠纷的解决实现法治化。CAS的建立及其30多年来的运行,已经使得国际体育领域的争议解决逐步实现了法治化的要求。CAS每年裁决的体育纠纷案件已经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一些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期间,尤其是奥运会期间,CAS都会设立特别仲裁庭(AHD)来裁决赛事期间出现的体育纠纷。目前针对兴奋剂,国际奥委会也希望建立一个更高效的反兴奋剂的调查和争议解决体系。一方面,在CAS设立了新的反兴奋剂纠纷解决部门—CAS反兴奋剂部门(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Anti-Doping Division,以下简称ADD),从2019年1月1日开始正式运行。另一方面,国际奥委会(IOC)成立了国际兴奋剂检测机构(International Testing Agency ,以下简称ITA)。国际奥委会成立ITA主要是为了负责兴奋剂样本提取、分析、认定等过程。成立ADD,主要是当反兴奋剂发展成一个纠纷时,CAS的ADD就可以接手案件并进行初审。所以,ITA与ADD是相互配合的机构,一个负责调查,一个负责纠纷解决。这些都意味着我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会期间一旦涉及体育纠纷,就需要以法律的手段来解决,而不是像以往一样,仅仅通过运动员、教练员、领队等去申诉或抗议。因为奥运会纠纷解决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一套法律制度。依靠法律手段来解决纠纷,维护我们的正当权益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与以往的申诉或抗议不同,法律途径的解决具有强制力和约束力,也更具权威性。可见,奥运会法律备战是依法维护中国体育代表团及运动员合法权益的需要,是我国体育代表团适应奥运会法治发展要求的需要。

1.3  法律备战是应对体育争议不断涌现的需要

   奥运会期间的体育纠纷数量呈上升趋势。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CAS设立特别仲裁庭以来,奥运会期间(包括冬奥会)的体育纠纷数量达102件,整体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到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CAS奥运会特别仲裁庭裁决的体育纠纷案件达30件,可谓是井喷式的增长,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案件的增多,一方面说明奥运会纠纷数量在增加,另一方面也说明奥运会各参赛主体都开始重视利用法律来解决体育纠纷。对于中国而言,参加奥运会也将必然会遇到越来越多的体育纠纷,如2016年里约奥运会我们就已经遇到陈欣怡兴奋剂案。当然里约奥运会女子4x100m接力赛等事件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自行车运动员被误判也是属于体育纠纷,如果当时我们有足够的法律备战,那么就可以更为专业和及时地解决问题,也许事件的结果会截然不同。因此,为了能够及时地、专业地、有效地应对可能出现的体育纠纷,我们必须通过法律备战,准备好法律应对机制和策略。

1.4  法律备战是体现中国体育法治水准,提高国际体育法治话语权的需要

   通过奥运会法律备战,以法律手段解决体育争议是一种最为正式、最为正当、也是最为严肃

 

 

的手段。法律手段的使用反映的是一种遵循法治理念的思维,是尊重法治的态度呈现,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准。向外界传递的是我们了解规则、懂得规则、尊重规则,并善于正当的运用规则。在体育争议处理中做到有理、有节,尊重法律程序。如此才能够让国际社会真正认可和尊重中国体育,才会让中国的国际体育法治话语权不断扩大。所以说,通过奥运会法律备战,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的水平,是体现中国体育法治水准,提高中国在国际体育法治中话语权的需要,也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应有内容。

1.5  法律备战是在奥运会上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

   通过奥运会法律备战,以法律手段维护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合法权益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利益。一方面,各国在竟技体育领域的投人已经越来越大,如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捷克、丹麦、德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士等在竟技体育上都是巨额投入。与我国不同的是,这些国家除了国家政府的投入,还会有社会、市场的资金来源。但无论如何,各国在竟技体育地上的投人都是十分巨大,尤其是我国主要是以政府投人为主。这些投人的收益主要反应在诸如奥运会上运动员的成绩和表现,意味着每一块奖牌所承载的价值都十分大。如澳大利亚有学者研究认为,如果考虑到州和地区政府的资金以及体育基础设施成本,一枚奥运会金牌的成本可能超过1亿美元。如何保障这么巨大的投人能够获得正常的回报,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奥运会上通过法律手段有效地应对纠纷是关系到国家荣誉的问题。面对纠纷时,如果不采取具有公信力和约束力的法律手段,就很容易引发外界的猜疑和一些不良炒作,有损中国的形象。甚至在一些纠纷中,所涉及的处罚会直接损害一国的形象,如2019年12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合规审查委员会(CRC)建议在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RUSADA)暂停运行的四年中,在一些赛事活动中[包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夏季和冬季)]都不得悬挂俄罗斯的旗帜。所以,通过法律备战,以法律的手段来保障我们在奥运会上的正当权益,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问题。

2  奥运会法律备战所提供的法律保障的周期划分

   奥运会法律备战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提供全方面的法律保障,以法律手段维护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合法正当权益。从时间层面来看,奥运会的法律备战与整个奥运会备战周期是同步进行的。一个新的奥运会备战周期一开始,法律备战也应该同步启动。因为奥运会的法律保障主要涉及奥运会前的法律保障、奥运会期间的法律保障和奥运会后的法律保障。

   首先,为什么奥运会之前要提供法律保障呢?因为在一些奥运会体育项目上,我国的运动员要拿到奥运会参赛资格就必须要先参加一些资格赛或者积分赛事,这些赛事可能直接影响到奥运会的参赛资格,那么在这些比赛的参赛过程中提供法律保障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是奥运会法律备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典型的就是兴奋剂问题。奥运会前的一些兴奋剂纠纷也可能会涉及我国运动员的参赛资格。比如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CAS针对我国著名游泳运动员孙某发起的反兴奋剂诉讼(WADA诉孙某&国际泳联案)。裁决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孙某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资格。再如俄罗斯兴奋剂事件中,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合规审查委员会(CRC)建议对俄罗斯的禁赛范围就包括了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夏季和冬季)。这就涉及俄罗斯的奥运会参赛资格问题,还涉及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身份问题。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第23.5.7条之规定,一国的奥林匹克机构可以就WADA根据《条例签署方合规国际标准》(ISCCS)做出的决定提出上诉。ISCCS的第10.4.3条规定,在条例签署方对条例合规案件中提出异议的情况下,除非CAS发出命令,否则处罚结果没有生效。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只有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面对的问题。

   此外,从CAS受理奥运会体育纠纷的规则来看,CAS奥运会特别仲裁庭对奥运会的体育纠纷的管辖权是从奥运会开始前10天就开始行使。所以从这一段时期开始,为奥运会代表团提供法律保障也已经开始。从以往奥运会体育纠纷的分析来看,奥运会之前的法律备战主要是以运动员的参赛资格为主,因为这类纠纷涌现得较多。

   其次,奥运会期间的法律保障。为奥运会期间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法律保障是法律备战的主要任务。因为奥运会期间是体育纠纷的高发时间段,且纠纷的类型多样。从以往我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会期间的遭遇来看,奥运会期间遇到的问题和纠纷往往具有突发性。处理这些纠纷的时间也具有紧迫性。从纠纷出现到选择上诉、提交上诉申请,再到取证、证据整理和提交证据,以及听证,都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CAS特别仲裁庭也需要在24h之内完成裁决。因为这样的纠纷涉及后续赛程或奖牌的归属。所以说处理奥运会期间的纠纷难度极大,需要极为快速的纠纷响应机制和专业的处理。而且,一旦处理不好,我们的正当权益就可能受到严重的损害,因为奥运会期间的仲裁是“一裁终局”的。所以,在奥运会法律备战中,针对奥运会期间法律保障的备战是重中之重。

   第三,奥运会后的法律保障。为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法律保障还应该延续到奥运会之后。因为奥运会之后还可能出现一些体育纠纷,这类纠纷主要可能涉及奥运会成绩的有效性问题,集中在反兴奋剂领域。2015年版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对赛事中运动员提供的样本提供了一个为期10年的窗目,在这个窗目期可以对运动员样本进行回顾性测试。2019年12月3日,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EB)批准了一项为期10年,金额达500万美元的预算,用于由国际测试机构(ITA)管理的长期存储计划。该计划主要是将涵盖国际体育联合会(IFS)和国家反兴奋剂组织(NA-DO)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之前所收集的样本长达10年的长期存储。该计划将涉及22000个样本的存储。因为反兴奋剂的检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如果在回顾性检测中出现兴奋剂检查阳性,运动员的成绩将被取消,获得的奖牌也将被收回,还将出现兴奋剂违规的处罚。这就可能导致反兴奋剂纠纷可能会延续到奥运会之后,影响到比赛成绩的有效性。所以,奥运会结束并不意味着为奥运会提供法律保障就已经结束。

3  奥运会法律备战的主要内容

3.1  制定体育纠纷应对的快速响应机制

   奥运会法律备战最为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法律手段应对体育纠纷。无论是对奥运会之前的体育纠纷还是奥运会期间和奥运会之后的体育纠纷,都必须制定好体育纠纷应对的快速响应机制。对于奥运会前的体育纠纷需要充分利用好各国际体育组织内部的体育纠纷解决机制和CAS纠纷解决机制。奥运会期间的体育纠纷,CAS会设立特别仲裁庭(AHD)来解决奥运会期间的体育纠纷。CAS特别仲裁庭(AHD)对奥运会期间的体育纠纷具有强制管辖权。CAS对奥运会期间体育纠纷的管辖权主要是来自于《奥林匹克宪章》第61条、CAS《奥运会仲裁规则》第1条以及国际奥委会与举办国签订的“举办城市合同”的约定。当然,奥运会报名表中也会有体育纠纷解决的插人条款。所以,CAS对奥运会体育纠纷的管辖权是一种法定管辖或强制管辖。奥运会期间的所有与奥运会相关的体育纠纷全部由CAS特别仲裁庭来解决。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我国与国际奥委会签订的《第29届奥运会主办城市合同》中的约定,北京奥运期间的参赛资格纠纷、兴奋剂纠纷以及关于比赛成绩、裁判判罚等问题发生的纠纷都由CAS管辖,具体由CAS设置奥运会的特别仲裁庭(AHD)审理。CAS奥运会仲裁机制为参加奥运会的所有组织和运动员提供了一个解决体育纠纷的平台。

   也就是说,我国体育代表团在参加奥运会期间(包括奥运会前10天)遇到的体育纠纷,都应该通过CAS特别仲裁庭来解决。况且CAS奥运会特别仲裁能够提供“公平、快速、免费”的纠纷解决程序。当然,在奥运会结束之后,比如由于打击兴奋剂的滞后性所带来的体育纠纷仍然可以继续寻求CAS来解决。这些意味着我国体育代表团必须根据奥运会体育纠纷解决的规则体系和中国体育代表团自身的具体情况,通过法律备战提前制定好各种可能出现的纠纷的应对策略和预案,形成一个快速的体育纠纷响应机制,充分利用好国际体育纠纷解决机制。

3.2  制定各种类型纠纷的应对策略

   奥运会体育纠纷种类是多种多样的,但是

 


也是有迹可循的。通过对历届奥运会CAS特别仲裁庭以往处理的案件我们可以对奥运会体育纠纷进行分类。CAS是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设立特别仲裁庭。通过对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至2016年里约奥运会CAS特别仲裁庭裁决的体育纠纷案件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奥运会期间的体育纠纷类型大体分为国籍问题、纪律处罚、兴奋剂、参赛资格、管理和其他一些不好分类的案件,具体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参赛资格纠纷、兴奋剂纠纷、纪律处罚纠纷和国籍问题纠纷应该成为我们奥运会法律备战中重点,应该就这些问题提前做好应对预案。当然,这些纠纷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运动员国籍问题可能涉及运动员的归化,在有归化运动员参赛的情况下,需要提前掌握好相关项目的国际体育组织对于运动员国籍问题的规定,事先化解可能出现的纠纷。

此外,在这些类型的纠纷中,我们要重点关注兴奋剂纠纷。因为目前针对奥运会的反兴奋剂问题国际奥委会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特别是新成立的国际检测机构(以下简称ITA)和CAS反兴奋剂部门(以下简称ADD)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ITA是国际奥委会倡导建立的一个非营利性的打击兴奋剂,保护“清洁体育”的重要新机构,于2018年7月1日正式开始独立运行。ITA的建立是国际奥委会旨在建立一个更加强大和独立的全球反兴奋剂体系的重要举措之一。ITA在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首次开展了赛前、赛中的反兴奋剂测试。ITA还对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2500多个样本进行了重新分析,并对所有呈阳性的案件进行了起诉。目前,针对2020年东京奥运会,ITA成立了专家组(由ITA专家和夏季奥林匹克国际联合会和国家反兴奋剂组织的代表组成)监督东京奥运会的赛前反兴奋剂工作。在2019年6月国际奥委会发布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反兴奋剂规则》中,国际奥委会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将东京2020年奥运会的反兴奋剂检查工作委托给了ITA,包括测试计划,治疗用药豁免(TUES)和结果管理。其中“规则”第五条是对反兴奋剂检查和调查的规定,IOC对ITA进行东京奥运会期间的赛内外反兴奋剂检查进行了授权。ITA可以要求所有参赛运动员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提供样品。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第5.3条的规定,ITA拥有在东京2020年奥运会期间在赛事地点发起和指导反兴奋剂测试的专有权。所以,ITA是代表IOC在行使东京奥运会的反兴奋剂权力。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第5.3.1条之规定,不仅ITA,对参加东京2020年奥运会的运动员具有检测权的反兴奋剂组织也可以在东京2020年奥运会期间对运动员进行测试,只是这类测试应与ITA协调,并经ITA批准。再看CAS反兴奋剂部门ADD,于2019年1月1日开始正式运行。ADD是作为反兴奋剂案件的一审机构出现的。如果ITA对奥运会参赛运动员作出某项违反反兴奋剂规则的决定,ITA就以IOC的名义立即向ADD提出申请,ADD作为一审机构,根据仲裁规则及时作出合理的裁决。可以说,ITA与ADD的运行是国际奥委会反兴奋剂的重要举措。所以,在当前的奥运会法律备战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奥运会反兴奋剂的这些新举措和新规则,尽快制定好奥运会期间反兴奋剂纠纷的应对预案。

   当然,我们的奥运会备战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些类型的体育纠纷,竟赛场上由于裁判执裁所引发的一些纠纷也是我们的重点备战内容。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各奥运会参赛项目在比赛遇到纠纷时,申诉成功的情况很少。这与缺乏高水的法律保障团队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比赛场上技术性纠纷以往不在普通的体育仲裁受理范围内,但CAS奥运会特别仲裁庭对赛场上不服裁判判罚的纠纷已经有一些裁决的先例。如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Mendy诉国际业余拳击协会(AIBA)案。该案的仲裁庭认为,在高水平竟技体育中,体育规则的应用往往具有财产和经济后果或可能影响运动员的权利。因此,这类纠纷可以提交至仲裁法庭审查。该仲裁庭还认为,CAS特别仲裁庭无法审查纯技术规则的适用情况。但是,这种限制仅限于技术决定或标准,如果此类决定和标准违反法律或一般法律原则,则CAS拥有管辖权。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Bernardo Segura诉国际田联案中,该案仲裁庭认为,CAS仲裁员不审查裁判员或其他负责应用规则的执裁人员或有时被称为“体育规则”的官员在比赛场地上做出的决定,但如果这些体育规则的适用是恶意的(如包含了腐败),那这种情况就是例外。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韩国奥委会投诉国际滑联案中,仲裁庭也是持同样的观点。这类案件还有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Aurelie Muller案和Behdad Salimi案。可见,以上对于裁判在比赛场上的判罚所引发的争议,CAS特别仲裁庭都承认了自己的管辖权。所以,对于类似于里约奥运会女子4x100m接力赛重赛事件和拳击运动员吕斌事件,以及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自行车运动员被误判导致金牌变银牌事件等这类比赛场上的纠纷,我们要充分利用好CAS奥运会特别仲裁机制,及时进行申诉和上诉。甚至对于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广受争议的羽毛球消极比赛事件,笔者与CAS相关人员的交流中也得知,当时的CAS特别仲裁庭是做好了事件当事方去上诉的受理准备的。

   此外,还有一些可能的纠纷也需要制定好解决预案,比如国家队商业利益保护,运动员在奥运会举办国作为中国籍公民的正当权益保护,运动员奥运会赛场内外受到歧视和侮辱的法律应对等。甚至对于奥运会期间出现使用手势、文字、物体或其他手段来传递一些对于我国不利的,带有政治色彩、种族歧视的言论、行为、活动等要有法律应对策略。

3.3  制定各参赛项目纠纷的应对策略

   对于体育纠纷的解决,我们还应该充分了解各项目以往在奥运会上出现纠纷的情况。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CAS奥运会特别仲裁庭受理的奥运会纠纷所呈现的体育项目情况如图3所示。由图3可见,田径、水上项目、滑雪、举重等项目都是纠纷出现的高发项目。比如在举重项目上经常会出现争议性改判,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举重53kg级比赛上中国运动员黎雅君被争议性改判丢掉金牌。类似这样的事件,直接损害了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利益。


我们再看奥运会反兴奋剂回顾性测试所反映的项目情况,如图4所示。田径、举重、滑雪等项目同样是兴奋剂违规的高发项目,其与图3显示的情况是相呼应的。所以,应该在奥运会法律备战过程中,加大体育纠纷易发体育项目的研究力度,对各项目的体育竟赛规则,各项目国际体育组织的章程和规则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和分析,对以往该项目出现的争议性事件进行研究,针对各项目制定具体的体育纠纷应对策略和操作程序。

3.4  建立专业的体育法律团队

   组建专业的体育法团队是奥运会法律备战的重要核心任务。有了专业的体育法团队才能将具体的法律保障落到实处。近年来,体育法律团队是一些竟技体育强国体育代表团的标准配置,如美国、英国、日本、德国、西班牙等国家的奥运会代表团都有固定的、专业的体育法律团队,各国体育法律团队成员在体育纠纷事务处理上有着明确的工作程序和较高的业务水准”。所以,要通过法律备战在中国体育代表团中设立专门的体育法律团队。

   体育法团队的成员应该包括:(1)中国具有顶级体育法业务水平的体育法律师;(2)熟悉奥运会举办国法律的体育法律师(可以是中国律师,也可以是奥运会举办国本土律师);(3)在CAS仲裁员中挑选著名的、资深的仲裁员担任体育法团队顾问,特别是可以将中国本土的一些CAS仲裁员吸收进来。虽然这些CAS仲裁员可能由于身份冲突问题不能直接参与相关事务,但他们可以作为智库成员发挥重要的作用。

   如此一来,既有熟悉体育法业务和中国体育代表团情况的本国体育法律师,又有熟悉举办国法律的体育法律师,还有熟悉奥运会体育纠纷解决的CAS仲裁员,这就可以组成一个高水准的奥运会体育法律保障团队。

   虽然根据惯例,国际奥委会或奥运会举办国一般会在奥运会举办期间为运动员提供免费的志愿者律师,如俄罗斯索契冬奥会期间就有志愿者律师。同时CAS新成立的反兴奋剂部门ADD也将为运动员提供反兴奋剂方面的法律援助和无偿律师协助。申请法律援助并获批的运动员,将可以获得和聘请法律专业人士、差旅以及其他和案件听证、咨询等相关的财政资助。无偿律师协助项目将提供一批在体育法律和仲裁领域有经验、且较擅长反兴奋剂领域的律师,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但这些志愿者律师和ADD提供的免费法律援助都无法及时、有效地切入纠纷解决过程之中,因为纠纷的多样性、突发性以及语言障碍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加之他们也都不了解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情况,并且最大的问题是,在赛场上出现的一些纠纷往往需要当场就提出申诉、上诉,无法由这些志愿者律师及时地跟进和处理。所以,在赛事现场出现争议时,这些律师是无法作出快速而及时的响应的,也就无法及时、合理地使用规则维护权益。由此可见,建立我们自己的专业体育法律团队是奥运会法律备战的重要任务,也是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法律保障的关键。

3.5  进行体育法情报信息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奥运会法律备战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进行体育法情报信息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体育法信息情报的范围应该如下几方面:

   第一,CAS奥运会特别仲裁庭的仲裁员情况,以及这些仲裁员以往裁决的案件情况。在纠纷解决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解决纠纷的裁决者的情况。因为每届奥运会CAS都会设立特别仲裁庭,每届奥运会CAS特别仲裁庭的仲裁员成员都有可能不同。那么,在奥运会法律备战中需要提前对该届奥运会特别仲裁庭的仲裁员国籍、法律背景、以往裁决的案件等信息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和掌握。一方面,在遇到体育纠纷案件时,可以提前了解这些仲裁员的体育纠纷裁决思路,制定好事先的案件听证策略。另一方面,在体育纠纷解决前,如果发现仲裁员中立性、政治倾向、种族观念等方面存在瑕疵,可以发起法律挑战,化解仲裁员中立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给我们维护权益时带来的潜在风险。

   第二,CAS仲裁先例。虽然CAS仲裁并没有明文规定遵循先例,但是CAS仲裁实践中先例具有着重要的影响。许多案件裁决中都会提到以往的先例。所以,对CAS仲裁先例,尤其是CAS奥运会仲裁先例进行系统性研究,是我们制定体育纠纷解决策略的重要任务。

   第三,对国际奥委会、各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的章程、运作机制、竟赛规则、体育纠纷申诉机制、体育纠纷解决规则和机制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和分析。充分掌握这些信息将更有利于我们在遇到纠纷时根据这些组织的规则做出快速的反应,及时地进行申诉和上诉,维护我们的正当权益。此外,当比赛中由于体育组织存在的不合理规则或明显违背一般法律原则的规则而使我们的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及时地发起法律挑战,因为根据上文论及的CAS特别仲裁庭的裁决案例,CAS特别仲裁庭对于这类案件拥有管辖权。

   第四,了解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竟技体育强国体育代表团的体育法律团队配置情况。一般情况下,各国体育法团队尤其是这些在奥运上有过很多申诉或上诉经验的团队,其成员是相对固定的。那么,及时掌握这些团队成员的情况,对于我们而言可以提前做到知己知彼,在遇到纠纷与这些团队进行交锋时可以有高效的应对策略。

   第五,视频、图片等材料的收集和采集。尤其是比赛过程中视频、图片资料,各参赛项目都应该安排有人专门的收集和采集。在遇到赛场争议或纠纷时,作为上诉方,我们有举证责任,这些材料都是直接的证据材料,在申诉和纠纷解决的过程中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六,赛中、赛后的兴奋剂检查情况、其他反兴奋剂信息来源(如举报信息)。这项工作的有效开展将有利于我们及时地应对反兴奋剂纠纷。同时,对于其他国家运动员涉兴奋剂时如果影响到我国运动员的权益,可以及时地发起法律挑战,维护我们的权益。

3.6  做好运动员、教练员和其他辅助人员的法律培训工作

   WADA诉孙某&国际泳联案中运动员孙某被CAS仲裁庭禁赛8年,这是我们的一个重要教训,也反映出来我国运动员及其团队在应对国际体育纠纷时存在诸多的短板。当前我国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其他辅助人员的法律意识还是比较薄弱的,对体育法律规则尤其是国际体育法律规则了解不足。导致了他们在应对各种突发争议时难以合法、有效地应对。所以,奥运会法律备战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对运动员、教练员和其他辅助人员进行体育法律培训,提高中国体育代表团所有成员的体育法律认识和体育法律知识水平。让所有代表团成员,尤其是运动员和教练员在奥运会比赛期间遇到争议和纠纷时熟悉维护自己权益的渠道和程序,以至于纠纷出现时可以从容地面对。所以,在奥运会法律备战过程中,尤其是奥运会之前,应邀请高水平的体育法律专家对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成员进行法律培训,解释奥运会纠纷处理规则、案例和应对的措施。这样的举措可以快速提高整个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体育法知识水平和体育纠纷应对能力,让所有人员充分认识到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权益的重要性。目前,这一项工作是我们的短板,因为我们的运动员、教练员、其他辅助人员等以往基本没有接触过这些体育法律知识,应该及时地开展起来。

4  建立起我国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法律备战机制

   2020年东京奥运会是中国将要参加的最近期的一届奥运会,也是在我国发展的重要历史交汇期参加的一届奥运会,所以参加东京奥运会对于我国而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优异表现是我国东京奥运会备战工作的终极任务。进行全方位的备战,是服务东京奥运会我国参赛任务的关键环节。奥运会法律备战也应该从东京奥运会的法律备战就开始。本次东京奥运会我国将面临着较大的压力,除去美国、英国等国带来的竟争压力,作为东道主的日本对中国的压力也是前所未有。日本作为东道主在项目设置上拥有潜在的许多优势,而且此次奥运会受到了日本举国上下的重视。日本进行了一项针对民众对东京奥运会期待的调查,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期待日本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获得成功,占受访者的76.9%。在政府层面,日本体育厅在2017年和2018年的年度预算案中设定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目标是金牌榜前3位,金牌数量20—33枚;残奥会金牌榜前7位,金牌数22枚。2019年,日本体育厅在年度预算中把以往目标中金牌榜前3位的表述去掉了,但是金牌目标确定到了具体的30枚。残奥会的目标则是去掉了金牌数,但保留了金牌榜第7位以内的目标。我国在里约奥运会上获得的金牌是26枚,这样的一种形势使得我国的东京奥运会备战压力是十分巨大的。所以,在推进奥运会备战过程中,增加法律备战是重要的事项,是填补我国奥运会备战空白的举措,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奥运会备战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我们应该以此次东京奥运会备战为契机,建立起由中国奥委会牵头、各单项体育协会协同、包括奥运会在内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法律备战机制。在建立备战机制过程中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推进:

   首先,应该强调中国奥委会的统领性作用和各单项体育协会的协同作用,建立法律备战体制。在备战机构中增加法律备战的机构和人员。同时与各全国性单项协会的法律顾问制度相结合,升级和完善各单项协会的法律顾问制度。最终形成从中国奥委会到各全国单项协会的法律备战网络体系。

   其次,建立起法律备战的工作机制。要建立起从中国奥委会到各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的协同工作机制,并建立其与相关法律部门、机构、研究机构(如中国法学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相关高校的体育法研究机构)的合作机制。在具体法律备战的方案的制定、人才队伍建设、智库咨询等方面开展广泛的合作。

   第三,应该将体育法人才队伍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最好的办法是依托中国法学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相关高校的体育法研究机构,建立我国大型体育赛事法律服务志愿者招募机制。通过招募志愿者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具有优秀水准的体育法律师、体育法专家。当然,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让高水平的体育法律所来服务。但这种方式的缺点是无法整合全国最优的体育法人力资源。

   同时,要尽快建立体育法智库,加大国际体育法治的研究力度,及时把握国际体育法治的最新动态,对大型体育赛事的法律保障提供建设性建议。基于以上几方面的工作,从而建立一套为中国参加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提供全方位法律保障的系统,为保护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合法权益、为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保驾护航。当然,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来临之际,这一套法律保障系统还可以为北京冬奥会的顺利举办发挥重要的作用。

5  结语

   竟技体育的发展已经进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竟技体育的发展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等诸多方面密切相关,高水平体育竟技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方方面面的实力。奥运会等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是和平时期各国进行国家形象和综合实力展示的一个场所。各国在奥运会等国际赛事上的投人日益增加。要在奥运会等大型国际性赛事上获得优异的表现,系统、科学地备战就成为了关键环节。随着国际体育法治的迅速发展,在奥运会等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中,法律战已经打响。在备战中,除了传统的训练备战、科技备战、人才备战等备战内容之外,法律备战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且急需推进的备战内容。法律备战的核心是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全方位的法律保障,这种法律保障的水平是中国体育软实力的一种体现。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在奥运会等国际赛事上的法律保障水平也反映了中国的法治建设水准。同时,高水平的法律保障将为增加我国在国际体育法治领域的话语权提供助力。所以,加强法律备战,应该成为我国今后奥运会备战中的重要内容。


——摘自:姜熙,奥运会法律备战策略研究——《体育学研究》,2020.01